日美兩國的貿易紛爭自上世紀50年代初期就斷續存在，而集中爆發是在上世紀80年代。這一時期除了常規的鋼鐵、汽車、紡織品等貨物貿易摩擦之外，涉及高新技術的貿易摩擦成為日美兩國之間最重要的問題。面對來自日本的傳統貿易和新興高科技貿易威脅，美國在80年代開啟了對日本全方位、多層次打壓的進程。具體說來，除了常規的經濟手段之外，美國還綜合利用政治、金融等多重手段來實現打壓對手、維護霸主地位的目的。

日美貿易戰首先反映的是兩國經濟貿易的不平衡問題。美國對日本的企業進行經濟制裁是常規手段，美國自1974年出臺“301條款”之后，日本是冷戰期間最頻繁遭受 “301條款”調查的國家。有數據顯示，1975-1997年美國共對日本實施過16次“301條款”調查，其中多數調查以美國方面成功、日本被迫妥協讓步而告終。“301條款”調查的主要內容涉及貿易對象國的出口補貼、貿易自由化措施、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這些都是日本對美貿易所慣常采用的政策，因此對美國來說是一道殺手锏、屢試不爽。

在“301條款”調查以及常規政府制裁等手段無法有效緩解對日貿易赤字的情況下，美國開始在貨幣金融等政策領域向日本開刀。1985年，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此后不久，日元大幅升值近50%以上，而日元升值給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深遠影響，已經超越了貿易摩擦本身。對于美國而言，其初衷是迫使日元升值，進而獲得對日本出口的比較競爭優勢，同時刺激日本增加對美國國內的投資。然而，美國對日本出口貿易的增幅有限，而日本通過投資和并購“買下美國”的現象卻大量發生。姑且不論日本對美投資并購的成效如何，從心理上而言則造成了美國民眾對“日本威脅”的恐慌，貿易摩擦陷入惡性循環。

除了上述微觀領域的制裁和打壓之外，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美國從來都不認為日本是成熟的自由市場國家。美國認為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來自于日本的體制內部，因此更多地是以接近“干涉內政”的方式來促使其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1989年日美兩國達成“日美結構性問題”協議，最終的結果則包括日本在涉及流通制度、投資壁壘、出口管制等多個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在涉及農產品等領域的開放市場原則，為此后美國產品大舉進入日本市場奠定了基礎。但實際上，在此之前日本已經開始有意識、分階段地對其經濟結構、行政結構進行改革，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美之間激進的“結構協議”，則中斷了日本內生性結構改革的進程，并影響了1990年代日本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美國對日本的恐慌，除了上述結構性因素之外，當時日美之間技術差距縮小的事實也不容忽視。受日本外務省的委托，1983年蓋洛普公司針對美國公民所做的輿論調查顯示：每4名美國人中就有1人認為在先進技術領域，日本是美國“最具威脅”的挑戰國。1983年美國商務部發表的報告稱：在5個高新技術領域中，美國只在飛機制造、航空航天技術領域保持著領先地位，而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智能機械技術方面則落后于日本。由于美國科學技術的相對衰落，不可避免地使美國在高級軍事技術方面越來越依賴日本。以半導體領域為例，70年代美國企業占據世界半導體市場的絕對份額，而1988年美國企業的市場占有率跌至36.5%，日本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則達到了51%。

日本在90年代因“泡沫經濟”的崩潰而陷入了漫長的衰退期。日本經濟的衰退雖然有內生性的原因，但是美國對日本的打壓和制裁顯然也是不容忽略的外在變量。日美貿易戰曠日持久，直到今天貿易赤字問題仍然是掣肘兩國的結構性問題。可以說，80年代的貿易戰對日本而言既是“前車之鑒”，也是“現在進行時”。

由此觀之，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注定將是一場持久戰。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是一面鏡子，它既折射了當年美國霸權的蠻橫無理，同時也折射了日本作為追趕者的唯唯諾諾。如今30多年過去，美國還是像當年那樣蠻橫，而日本卻早已不是那個擁有大國雄心的追趕者。

對于中國而言，美國在貿易戰中的常套伎倆和傲慢態度非但不能忘記，更應該警惕和警醒。無論是美國在經貿政策上對日本的打壓，還是日本積極亦或者消極的應對，都對30年后的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王廣濤）

(作者是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