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飛躍，今日之中國愈發迫切地需要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的問題

歷史承載了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一種文化的價值追求以及一個國家對未來的研判能力

我們需要“書上”的歷史，也需要“地下”的歷史。我們需要民族的根脈，也需要世界的眼光

歷史有什么用？不斷有人這么問道。事實上，我們身處的社會、服膺的規則、使用的物件，無一不是歷史的饋贈；我們的知識世界、道德律令、思維方式，也都是一輩輩人心口相傳的結果。從效法堯舜禹湯到自比管仲樂毅，從“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人生旨趣到“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國家使命，一面面歷史之鏡越千古而彌新。個人未必能通古今之變，但研讀歷史并與人生相互印證，會成就“無用之大用”。

知古鑒今可資政育人，回眸歷史可擁抱未來。“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并勉勵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奮進新時代，我們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些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不只是關乎過去，而是構成了綿延至今的共同記憶與歷史傳承，與我們前后相續的奮斗息息相關。早在2014年，習近平主席就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指出，“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 從歷經近代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到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飛躍，今日之中國愈發迫切地需要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的問題。歷史承載了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一種文化的價值追求以及一個國家對未來的研判能力。

有網友提醒：歷史很“熱”、歷史學莫“涼”。的確，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一批古裝戲激起了街談巷議的熱情，《如果國寶會說話》等紀錄片成為爆款，故宮開發的文創產品頻頻賣斷貨。但歷史不止京劇、瓷器等符號，還有數百種地方戲、千萬件文物；歷史不只需要碎片化知識，更需要一以貫之的脈絡體系；歷史不僅要有生動的普及本，更需要有嚴肅的大部頭。歷史與現實間的窗戶紙并非一捅就破，而這正是歷史研究者皓首窮經的價值之所在。一個民族的史觀，更需要在一次次澄清、辨偽的過程中得以明晰。“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研究者理應擔綱歷史的代言人。

2000多年前，《左傳》《史記》與《戰國策》分別為編年體、紀傳體和國別體的歷史書寫提供了最初的范本。站在21世紀，我們又該如何書寫歷史？我們需要“書上”的歷史，也需要“地下”的歷史。因為二里頭和殷墟里，矗立著一個需要我們去追尋的華夏。我們需要民族的根脈，也需要世界的眼光。因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從西洋史到外國史再到全球史，學科名稱的變化本身就映照出中國人認識世界、融入世界的努力。考古如同勾稽蛛絲馬跡的偵探，世界史如同翻譯，多種力量相互碰撞，我們將帶著歷史的智慧走入未來的通道。

每一次回望都是精神的洗禮，也應成為理性的奠基。7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開啟了歷史的新篇章。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我們才能聽清歷史的悠遠回聲，激蕩出復興的民族強音。

《 人民日報 》（ 2019年01月10日 05 版）

責編：孫熙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