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高尚全，于6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作為現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先驅者和親歷者，高尚全一直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受到經濟學界的尊敬。

1949年解放前夕，高尚全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經濟系。為了新中國建設需要，他在1952年提前畢業。彼時，國家正在進行大規模建設，東北是重點。

“我們學校不少人不愿意離開上海，我卻特別愿意離開上海，主要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此，高尚全被分配到了東北工業部機械工業管理局。此后長達3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機械工業系統工作。

直到1982年，國家體改委正式成立，負責研究、協調和指導經濟體制改革。高尚全于同年到這里工作。

“我對計劃體制下機械工業的運行情況感觸太深了！”高尚全在撰文回憶時的有感而發，透露出這段經歷對于此后從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深刻影響。

之后，他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從1984年到2003年，高尚全先后6次參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3次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從計劃經濟走向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轉型期。而高尚全關于“商品經濟”“勞動力市場”“公有制為主導”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和改革理論的發展。

2021年春，高尚全在杭州西溪。攝影/第一財經記者

三次建言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高尚全參加了該報告的起草。

他曾撰文回憶，當時起草小組中的許多人堅持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所以“市場”這兩個字不能 出現。面對許多“老資格”的反對，他在西苑旅社組織召開了一次理論討論會，與會專家達成了共識，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階段。他把這次研討會的 意見匯報給了中央決策者，力陳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突破的時機已經成熟。

最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一次寫進了中共中央文件。鄧小平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稿”。

中共中央第二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高尚全也參加了這份《決定》的起草工作。在他的極力主張下，“勞動力市場”首次寫進中央文件。

按照傳統觀念，“勞動力市場”與剝削剩余價值掛鉤，而社會主義的本質之一就是消滅剝削。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修改稿，還是只提“勞動就業市場”。但高尚全堅持認為，中國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和資本是最重要的要素。

另一次極為重要的建言，發生在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

當時，中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改革任務仍然十分繁重，正是由于整個經濟體正大踏步地邁向市場化，新舊體制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新興市場主體的壯大對市場體系、金融體制、投資門檻、國企壟斷以及政府職能等一系列體制性障礙提出了新的改革訴求。

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創新點之一，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在全會文件起草過程 中，高尚全曾兩次在起草組會議上發表意見。其中一次是2003年6月9日的起草小組會議上，他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幾個理論問題，其中主要談 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高尚全提出，一是通過實行股份制，發展混合經濟。有的可通過上市變成社會公眾公司，實行資本社會化；二是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 財產組織形式，使多種所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我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為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十六屆三中全會接納了我的建議。”高尚全說。

“改革開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高尚全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地強調，改革不能脫 離現實的國情，去一步到位馬上解決所有問題。所以我們沒有采用“休克療法”，而是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路線，包括階段性改革目標的設置，譬如“有計劃的商品 經濟”的提出。歷史證明，這是睿智且成功的。

力挺華為

2019年9月21日，高尚全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行的“與掌門人同行-致敬共和國70周 年”主題論壇發表演講稱，“華為從最初從事交換機貿易、到如今發展成如獨一無二的全球型企業，經歷值得思考。我在1997年參加十五大報告起草時，有人提 出‘華為姓資不姓社’、‘華為的職工持股是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我對此表示不贊成。”

這場二十余年前的爭論，如今早有定論。1997年，高尚全在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時，有人給中央寫信“舉報”華為科技公司，說它姓“資”不姓“社”。理由是華為國家沒有投資，是非公有制企業，又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

之后，高尚全主動提出去深圳實地調研。調研的結果令他興奮。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以2.1萬元 起步，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企業卻給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也分享到了發展的成果。高尚全認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 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后來，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新型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最終從理論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高尚全在上述論壇提出，在華為自主創新的道路上，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的理念，是激發這一企業創新的動力。同時，華為的創新是開放的創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創新。

對于民營經濟，高尚全提出“絕不會離場，而且要越做越活”。對于國有資本，高尚全認為“要做強做優做大，落實中性原則”。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肖耿對第 一財經記者回憶，他是1992年從美國回到香港后就認識了高尚全主任。“當時，高主任是北京負責香港回歸有關經濟問題的主要領導。張五常教授與高主任當時 來往非常密切，我有幸參與了他們兩位大咖的許多精彩的討論。后來高主任創建海南的中改院（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我記得從1993年開始每年都會在海口見 到他。最近一次在海口見到他好像是2019年，90歲高齡的他還給我發微信，還在牽掛中國的改革。作為改革的功臣，高主任功德無量！”

肖耿表示，高主任為人很謙虛，聽得進不同意見，在學界威望很高，對市場機制非常了解，同時對國情和黨史，對宏觀政策宏觀經濟又很熟悉，他提出的很多建議比較中肯，體制內和體制外都能接受，這有利于順利推進很多改革工作。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此前強調的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從“企業”到“資本”，這一變化在文件中只是兩個字的變化，但肖耿認為，背后卻是國企改革觀念的巨大轉變，而高尚全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肖耿告訴記者，在很多場合，高尚全一直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不是說事無巨細都要管死，而是要管方向、管大局，國有企業改革同樣如此，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也可以發揮國有資本穩定社會經濟、激活市場主體活力、助力社會公益和基礎設施等作用。

在高尚全最近寫的《兩個中性原則的哲學思考》一文中，他就提出，國有企業改革需要落實“中性 原則”。我國40年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國有企業不斷改革的進程。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指明了方向。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建立 歸屬清晰、職權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都是屬于的中性事物的范疇，從這個角度出發，資本市場和在資本市場 上的進退，都屬于中性的范疇。

高尚全在上述文章中進一步強調，國有企業瘦身健體，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國資委職能從管人管事 轉到管理國有資本上，都是落實中性原則的體現，并無關階級性。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則是推動中 性事物與社會主義屬性的結合，更值得鼓勵。

盡管已經年逾九十，高尚全生前依然堅持每天到辦公室工作，探索中國的改革事業。他在《中國改 革開放四十年——回顧與思考》一書中回答了為何堅持在工作崗位上的原因。書中寫道：“我希望能夠幫助新時代的改革開拓者有更多的經驗可以借鑒，有更多的方 法可以適用。改革是我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這一生的牽掛。唯愿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蒸蒸日上，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