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劉慈欣同名小說改編的《流浪地球》以及卡梅隆監制的好萊塢巨制《阿麗塔》等科幻大片的熱映,人們對于科幻電影與科幻文學的討論再次掀起新的高潮。其中，一個尤為重要的話題就是科幻文學究竟應該歸屬科學還是文學，科幻文學更應該強調高新技術探索以及對宇宙和未來的終極科學想象，還是應該透過科學的視野，在更廣闊的時空維度中重新思考人類的終極命運、在科學內涵的基礎上書寫人性價值與信念？

對外經貿大學英語學院金冰教授認為，這樣的討論讓我們再次想起英國物理學家、小說家C.P. 斯諾1959年在劍橋大學的著名演講“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斯諾的演講揭示出二十世紀科學文化與文學文化的日益分裂與對峙，以及科學知識分子與文學知識分子的相互疏離與漠視，而這便是引發學界廣泛討論的“斯諾命題”。

事實上，正如好的科幻作品必然是科技理性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文學與科學之間出現了更多的融合與互動。文學與生物學、環境科學、生態學、認知科學、人工智能、進化論、基因科學等領域的跨學科互動越來越深入和頻繁。

2010年初版、此后又多次再版的《勞特里奇文學與科學指南》（Routle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Science）對此有十分詳盡的描述。其中，尤為引人關注的是達爾文進化論與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之間的密切關聯。劉慈欣等科幻作家作品中蘊含的某些形式的宇宙進化論觀念就曾引起批評界的關注。

金冰教授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文學與達爾文進化論等科學范式之間的關聯性研究，她發表的一系列核心期刊論文從不同維度闡述了當代英美文學中的進化想像與科學話語。金冰教授指出，科幻小說的興起，其實就源于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技術發展與達爾文進化論對神學世界觀的顛覆。有部分學者將維多利時代女作家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視作科幻小說的肇始，至少包含了大量科幻元素。

上世紀80年代風行于歐美科幻文學圈的蒸汽朋克小說，同樣是以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作為時代背景。“蒸汽”是一個典型的工業時代意象，在這類小說中我們經常可以感受到機械達爾文主義的元素。 卡瑟琳·哈莉絲等西方科幻小說研究學者則強調人類與機器的共同進化（co-evolution），她認為，盡管我們制造了機器，但同機器的互動同時也改變了人對自身的界定，科幻小說促使我們思考如何面對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之間邊界逐漸消亡這一倫理問題。

同時，科幻小說也是對舊有文類秩序的顛覆。在許多科幻小說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一種達爾文式的自治的、毀滅的，不斷進化的宇宙力量，但我們同時可以感受到在這種巨大的宇宙力量面前個體對人性價值和尊嚴的探索。達爾文的同時代人將他視為既有真理的摧毀者，但同時也認為他打開了科學探索的新圖景。這種恐懼與希望、混亂與秩序、一個偉大敘事的摧毀與一個新敘事的誕生之間的相互交織在當下的科幻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英國作家約翰·福爾斯的代表作《法國中尉的女人》從當代視角重新審視了達爾文進化論對十九世紀英國不同社會階層的影響，但該書自出版以來一直被視為存在主義哲學的文學詮釋和圖解，存在主義哲學視角成為該小說主題研究的主要切入點和批評路徑。

金冰教授在《自由與進化：〈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進化敘事與存在主義主題》一文中（發表于《外國文學》2016年第2期）從跨學科視角對小說中一度被忽視的進化敘事展開分析，突破了既有批評定式，層層深入地揭示出作家如何將關于進化的歷史文本嵌于存在主義語境之中，并賦予人物以能動地適應環境的能力，而這種能動適應性正是創造性與個體自由的由來。

金冰教授以極富創新性和邏輯性的批評和論證手法，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當代英美小說中進化敘事的要義所在：即如何能夠在接受科學浸染的同時仍然保留希望的信念和對美的想象；如何將科學的理性、冷靜和“去神秘化”與一種深厚的情感和對事物的價值感以及人文情懷和浪漫主義情愫相互融合，這無疑是科幻小說所需要關注的時代命題。

金冰簡介：文學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英語系，現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英美文學研究所所長，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理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研究學者，奧地利克拉根福大學客座教授，曾獲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北京市優秀教師，對外經貿大學杰出青年學者等榮譽稱號，研究成果曾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文/圖：孫躍）

責編：紀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