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9月份是全國各大高校的“開學季”，也是廣大高校大一新生迎接全新校園生活的起點。

然而，大學帶來多元的學習和生活的同時，也存在更多壓力和挑戰：逐漸走出象牙塔，大一新生需要獨自安排學習和課余生活，也面臨著更復雜的人際關系；同時，大學作為大部分學生生涯的最后一站，許多學生面對未知的未來可能會產生迷茫、焦慮的情緒。

正值“開學季”，北京回龍觀醫院主任醫師王志仁教授提醒，針對大一新生的壓力及焦慮、抑郁情緒，需要重點關注社會心理因素：一是學業壓力，二是環境的轉變，三是社會支持相比高中階段產生較大變化，即家人、朋友和學校對其支持力度往往不及以前甚至有所缺失。

就診率亟待提升，病恥感是絆腳石

今年，中科院等機構聯合發布了《2022年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大約21.48％的大學生可能存在抑郁風險，45.28％的大學生可能存在焦慮風險。

對此，王志仁強調，抑郁風險與抑郁癥應該區別對待，但抑郁風險防范對于降低抑郁癥發病率具有重要意義。抑郁發病主要存在遺傳、生物學和社會心理三大風險因素，其中社會心理因素更為常見、也更容易和需要人為干預和防治。

 “首先要提高自救意識，學生個體需要對抑郁傾向有基本認識。其次要倡導面向大學生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本身也包含了基本的心理問題的自我鑒別的能力。”王志仁指出，還應適當增加運動，或者通過其他釋放和緩解壓力的方式，來擺脫目前抑郁的狀態和情緒。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己喜歡的事物上。

王志仁進一步表示，如果自己調節依舊不能緩解，就需要向專業的醫生進行咨詢和評估。“這也要求學校及社會應該進行更多科普教育，告訴他們心理疾病不那么可怕，減少就診中的病恥感。即使在抑郁癥已經為更多人所知的今天，該疾病就診率依舊很低。有調查顯示大概在10-20%左右，大城市可能會高些，但也可能只有30%左右，其中很大原因就是病恥感，公眾會覺得得精神疾病、抑郁癥不是好詞。”王志仁說。

抑郁癥可治，藥物治療是主要手段之一

專家特別強調，抑郁癥可治。“首先社會公眾包括患者要明確治療信心——抑郁癥能治，很多患者會達到臨床痊愈。臨床治療手段包括心理、藥物、物理等治療干預，其中藥物治療是抑郁癥治療主要也是有效的方式之一，尤其是中重度以上的抑郁癥更需要藥物的治療。”王志仁說。

值得關注的是，很多抑郁癥患者治療后可能會出現殘留癥狀。

對此王志仁表示，“從治療理念來說，以前臨床更多是關注患者抑郁情緒的改善，現在不僅要關注到抑郁情緒改善，還越來越關注正性情緒是否恢復，也就是我們對事物有良好的體驗感和快感，包括學習動機等。與治療理念對應的，臨床上也越來越關注到了正性情緒的改善的藥物。”王志仁說。

據介紹，公認的單胺假說認為，5-羥色胺（5-HT）、去甲腎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三個遞質通道活性降低導致抑郁癥的發生，大多抗抑郁藥僅對5-HT和NE兩個遞質有效，但對DA的干預較少，而DA往往與正向情感、動力快感等呈現相關性。

王志仁以國產抗抑郁創新藥若欣林（鹽酸托魯地文拉法辛緩釋片）為例，“去年該藥物獲批上市，其除了作用于去甲腎上腺素、5-羥色胺神經遞質以外，還會干預多巴胺神經遞質，促進正性功能的恢復。在臨床中，我們會發現在患者尤其是學生群體認知能力的恢復、快感缺失的改善等正性情感相關方面，諸如若欣林等藥物會有更好的表現。”

專家進一步強調，在治療過程中，堅持服藥很關鍵。“早期的三環類、四環類抗抑郁藥的副反應會大一些，包括鎮靜、惡心、肝損等，新型抗抑郁藥物不良反應相對較少，但部分患者仍有惡心甚至有嘔吐、頭暈、困倦等反應。但大部分的副反應在1到2周內都會慢慢地消失或者是耐受。因此患者無需過度擔心副作用而拒絕抗抑郁治療，一是我們臨床已有兼具療效和安全性的創新治療選擇，二是我們在治療的過程中會充分考慮到個體化的因素，即使第一次使用的治療藥物作用不大，或藥物對患者的副作用較大，其實都有調整的機會。”王志仁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