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蔣起東

4輪開票30秒內售罄、內場前三排票價近2萬元、兩張連坐票叫價15萬元……近日，某著名歌手演唱會門票被“黃牛”炒到天價沖上熱搜。開售秒空、一票難求，“黃牛”加價倒票的行為讓一眾歌迷直呼“看不起”。不僅在演出市場，伴隨著暑期旅游熱、研學熱，各大景點、博物館、知名高校等門票也是一票難求，“黃牛”高價倒賣，不僅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更是對市場秩序造成嚴重破壞。那么，“黃牛”倒票涉及哪些法律問題？票務市場秩序又該如何規范？

“黃牛票”從何來

今年5月，某知名樂隊在“鳥巢”連開6場演唱會，開售5秒內，近30萬張門票全部售罄，未能搶到票的歌迷紛紛感慨：“‘鳥巢’那么大，卻容不下一個我。”而與此同時，二級市場中卻票量充足，門票在“黃牛”手中價格暴漲，最高檔為1855元的門票，被“黃牛”叫價到18800元，價格幾乎是正常票價的10倍。

正規渠道一票難求，“黃牛票”卻天價叫賣，不禁讓人心生疑惑，這些“黃牛票”究竟從何而來？

據業內人士介紹，一場演唱會的門票在主辦方的規劃下，一般會分為可售票與不可售票兩部分，可售票是指通過票務平臺公開售賣的門票，而不可售票則主要包括工作票、贈票等。

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范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其中第五條明確規定“督促演出舉辦單位、演出票務經營單位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于核準觀眾數量的70%”。

這也意味著，一場演出一般會有近三成的門票是工作票等不可售票。由于并不公開售賣，這些票就可能會通過“轉贈”等方式流入二級市場，乃至“黃牛”手中。“黃牛”在囤積大量工作票后，再溢價“轉贈”給購票人，從而獲利。

除了在二級市場囤積工作票，針對票務平臺公開銷售的門票，“黃牛”也有多種搶票手段。

一位在北京從業多年的“黃牛”劉某說，一些“黃牛”會雇傭“搶手”通過“代拍”“代搶”的方式在正規票務平臺搶票，購票者需提前將自己的姓名、身份證號等個人信息提供給“黃牛”，“黃牛”則收取一定的代搶費。例如，在某人氣組合“十年之約”演唱會舉辦前，就有資深“黃牛”打出廣告稱“背后有萬人團隊共同搶票，成功率99%”，而代搶收費也是3000元起步。

還有一類“黃牛”則是通過技術手段，開發搶票軟件，通過“爬蟲”抓取數據，“0秒下單”，或是直接幫購票者代搶，或是在短時間內大量囤積，再通過“轉贈”形式加價售賣。更有甚者，一些“黃牛”甚至直接通過出售搶票軟件和搶票教程給購票者，從而賺取利潤。

倒票違法須擔責

事實上，“黃牛”肆意加價、瘋狂倒票的操作，已涉嫌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偽造、變造、倒賣車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藝演出票、體育比賽入場券或者其他有價票證、憑證等行為之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10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

《法治日報》律師專家庫成員、北京高界鵬凱律師事務所主任張仲凱對《法治日報》記者表示：“‘黃牛’低買高賣的倒票行為有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消費者失去了以平價購買商品的機會，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顯然觸犯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

那么，“黃牛”倒票的行為是否可能觸犯非法經營罪呢？

對此，張仲凱認為，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一般演出門票并非“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雖然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了“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兜底條款，但是，非法經營罪兜底條款應當得到更嚴格的限制。自1998年以來，已經出臺了22部司法解釋對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進行適用，加上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前三項規定，非法經營罪已包含25種行為方式。相比之下，“黃牛”倒賣門票行為的危害性和緊迫性都更為輕微。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是違反刑法意義上的“國家規定”，依據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黃牛”倒賣門票行為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罪”。

不過，“黃牛”倒票行為仍有可能觸犯刑法的其他相關規定。

根據國務院《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公安部門或者公安消防機構依據法定職權依法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偽造、變造營業性演出門票或者倒賣偽造、變造的營業性演出門票的。”張仲凱表示，倒賣偽造、變造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構成犯罪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即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的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

張仲凱告訴記者，如果“黃牛”使用軟件幫助客戶搶票，并獲得非法利益，擾亂正常購票的秩序，還可能構成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所規定的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

消費者在尋求代搶時往往會將個人信息提供給“黃牛”。張仲凱表示，如果“黃牛”非法利用其個人信息或將其信息提供出售給他人，則可能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尚需標本兼治

面對票務市場亂象，監管部門也在持續發力整治。以北京為例，針對多場大型演唱會在京密集舉辦的實際，今年4月起，北京文旅、公安、網信、文化執法、市場監管等部門齊出手，聯合各區開展營業性演出票務市場“黃牛”倒票亂象專項整治工作。工作開展以來，北京警方查獲“黃牛”倒票人員143人。

而另一方面，為最大限度防止“黃牛”囤票，多場演出活動的組織方也開始實施“強實名”制度。所謂“強實名”，即人、證、臉三合一，線上購票時要綁定身份信息，入場時必須掃對應人員的身份證，還要對著攝像頭刷臉，保證票、證、臉信息完全一致，信息不匹配會導致入場失敗。

“黃牛”劉某告訴記者，此前雖然也是實名制購票，但可以轉贈，且不要求入場時信息一致，可以說是“偽實名”，“強實名”后，門票不可轉贈、轉售，“黃牛”囤票難度大大增加。“‘強實名’后，我們主要是提前拿到購票人信息，再通過搶票軟件代搶。軟件每秒刷新幾百次，普通人拼手速根本拼不過我們。”劉某直言。

據央視新聞報道，按照文旅部門的監管要求，一些票務平臺已經開始用科技手段反制“軟件刷票”現象。某票務平臺安全部業務風控負責人表示，通過流量清洗技術，對用戶的下單請求可以做到實時識別，判斷是真實用戶還是機器行為，該技術針對使用惡意軟件刷票的攔截率達到了99%。

“強實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黃牛”囤票，但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有消費者表示，“黃牛”囤票難度增加，反而導致代搶價格水漲船高，最終羊毛還是出在購票者身上。也有業內人士指出，“強實名”不可轉售、轉贈的規定也使得門票在二級市場無法交易，如果沒有暢通的退票渠道，則可能影響到消費者的退票權益。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對記者表示，要想對“黃牛票”現象標本兼治，不僅需要技術，也要依靠制度。演出活動主辦方應充分運用數字技術手段，進一步完善實名制購票方式，可借鑒鐵路售票機制，健全購票流程，堵塞“黃牛”搶票的技術漏洞；監管部門應當繼續用好、用夠、用足法律賦予的市場準入、行政監管、行政處罰和行政指導權限，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維護好廣大消費者合法權益，保障票務市場健康有序發展。（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