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醫院看病時，醫院放療中心僅有兩臺放療設備，不知道還要等多久。”來自湖北武漢的袁紅莉(化名)向健康時報記者感嘆。

放療難，等待長，成為眾多腫瘤患者遭遇的難題，背后是患者數量增加，我國放療裝備短缺的現實。

患者正在接受治療，牛宏超攝

放療難！等待放療的日子度日如年

2021年7月，33歲的袁紅莉突然感覺到身體不適，被確診為早期乳腺癌。不過好在袁紅莉左乳的腫塊比較小，武漢當地醫院醫生為她制定了保乳手術加放化療的治療方案。手術歷時3小時腫塊被全部切除，幸運的是，癌癥沒有發生轉移。

術后第三天袁紅莉便順利出院，為了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等傷口愈合后，便要開始接下來的放化療。可是放療因沒有提前預約無法如期進行，必須做完CT定位后，開始預約排隊。

從排隊到做第一次放療等待了12天，接下來她要面臨的還有23次放療，不知道接下來需要等到什么時候。“很怕沒有及時放療導致病情惡化。”袁紅莉說，等待放療的期間，她常常因為擔心睡不著覺，隔幾天就會去醫院放療中心看一次，但每次去都是人滿為患。

來自江蘇省南通市的王淑芳(化名)從去年7月份開始確診為鼻咽癌。由于當地沒有放療科室、也沒有放療設備，輾轉來到上海治療。

“放療時間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時多，有時候要在醫院的走廊等到凌晨才能做上。記得最開始去做放療，結束時基本已經夜里11時多。”

中華醫學會放射腫瘤治療學分會前任副主任委員、福建省腫瘤醫院原副院長潘建基介紹，放療是腫瘤治療的三大治療方法之一，近20余年，放療技術進入高速發展期，從常規二維照射技術進入了三維精準照射技術時代，該技術帶來了腫瘤治療效果提高和治療毒性反應，副作用減少。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部惡性腫瘤中，約67%的患者可以被治愈，其中37%是手術、化療治愈的，30%是放療的功勞。

在臨床應用上也存在一些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急需解決。一方面是我國腫瘤患者面臨精準性放療可及性低，想要放療需要排隊的難題，導致有的醫院放療科已經是高負荷運行，另一方面是有些醫院有放療設備條件，沒有病人設備利用率低的局面。中華醫學會放射腫瘤治療學分會第八屆副主任委員、原空軍總醫院腫瘤醫院院長、放療科主任夏廷毅表示，“在全國省市一些三甲醫院或腫瘤醫院里，一臺設備每天要治療近100個患者，放療科的治療室到凌晨2點還在工作，在這種高強度高負荷情況下，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很難得到保障，而有的醫院設備技術很先進，每臺設備每天治療病人較少，造成資源浪費。

設備不足：全國每百萬人放療設備僅1.5臺

“放療設備不足，成為影響我國放療行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中華醫學會放射腫瘤治療學分會2020年5月發表于《中國腫瘤》雜志的全國第九次行業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地區共有直線加速器2021臺(含進口和國產)，全國每百萬人口放療設備約為1.5臺，仍低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每百萬人口2~4臺。

“放療作為癌癥的主要治療手段之一，其對癌癥治療5年生存率的貢獻度約40%，僅次于手術。我國每年新發癌癥患者約400萬，其中約60%的患者在病程中需要放療，如果按50%的保守估計，約200萬癌癥患者需要放療，然而實際放療僅約100萬人，有一半需要放療的患者都未得到放療。”中華醫學會放射腫瘤治療學分會副主委、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放療科主任陳明表示，我國癌癥患者的5年生存率與歐美國家有大約20%的差距，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放療供給側存在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如設備投入不足、人才不足、各級醫院忙閑不均、治療技術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

據中國醫學裝備協會發布的《放射治療組地區調查研究》顯示，2020年度中國大陸地區開展放療單位總計1538家，其中腫瘤專科醫院129家、綜合醫院1409家。

“目前大陸地區僅有北京、上海、山東這三個直轄市、省份能夠滿足每百萬人口放療設備數量高于2臺的要求，其余地區均尚未達標，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其中寧夏、貴州、云南的每百萬人口放療設備數量不到1臺。”陳明說。

近年來，中華醫學會放射腫瘤治療學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腫瘤中心主任、放射治療科主任王俊杰頻繁往返于縣級和地級醫院，為的就是全面了解我國目前臨床放療最迫切的需求。

“在基層調研的時候發現，各地基層醫療機構中，形成品牌的放療學科非常少，放療設備配套差，甚至一所學科大學、一家醫院只有一臺直線加速器或者一臺伽瑪刀。”王俊杰告訴健康時報記者，目前放療發展存在的問題包括“三不”：不平衡、不充分、不協調。放療技術太單一，而腫瘤的治療需求千變萬化。

為何放療設備如此之缺?潘建基告訴記者，近20年余來，腫瘤治療的理念才逐步從外科手術治療轉到了外科，放療和內科等多學科合作的綜合治療。放療在腫瘤治療中的作用和地位才逐步被臨床醫師和患者認識和接受，而精準放療技術和設備是集工程制造技術，計算機技術和現代影像學技術發展為基礎的，遺憾的國內放療設備發展滯后，昂貴的進口放療設備價格限制了合理的配置。

“放療設備屬于高端復雜設備，每臺售價達數百萬甚至幾千萬元，我們國家各大醫院所應用的放療大型裝備中，百分之九十還是靠進口。”一位長期從事放療設備研發領域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公立醫療機構受到政策及資金的限制，難以直接購買放療設備，放療單位不夠、放療設備不足已成為制約行業發展的關鍵。

緩解放療難，除了有器械，更要有人

如何緩解放療難題?在中國醫學裝備協會放療設備與技術分會會長、北京協和醫院放療科主任張福泉看來，應該從人才培養和大型醫療設備的研發創新國產化入手。

張福泉認為，國內放療發展不均衡，基層醫院尤其是縣一級醫院缺少放療設備與人才。進口的大型醫療設備往往單價高昂，不少醫院尤其是基層醫院難以采購。大型醫療設備的國產化和創新發展，能一定程度上減輕放療的采購壓力。“十三五期間，北京協和醫院與國內大型醫療設備研發和制造人員合作，助力國產放療設備的創新。目前協和醫院已經引進許多國產大型醫療設備，推動國產高端設備的規范化和普及應用。”

放療設備如何實現“國產化”突圍?夏廷毅認為，需要從三點入手：首先，裝備技術性能與質量是前提，產品的核心技術要跟得上國際先進品牌。第二，是產品的功能、技術要敢于創新，不一定總跟在別人后面，要敢于走在前面；第三，是大型裝備產品的市場準入程序要簡、速度要快。同時，需要醫院專家和患者改變觀念，積極接受國產裝備，給予國產放療設備與進口設備同臺競技的機會。

“比起設備短缺，更關鍵的問題是不能讓醫院買了設備而沒有人。”中華醫學會放射腫瘤治療學分會第八屆主任委員、四川省癌癥防治中心主任郞錦義告訴健康時報記者，緩解放療難題有設備不是先決條件，首先是有“人”。

潘建基也表示，除了國產放療設備的市場需求的滿足之外，最重要的是放療技術人才的缺失。

“在我國5000多家縣級醫院里，開展放療的只有7%~8%。” 江蘇省腫瘤醫院副院長何俠在接受健康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根據《2019年中國大陸地區放療人員和設備基本情況調查研究》， 2018年度中國大陸地區開展放療的單位共計1463家；其中公立1211家，部隊醫院92家，民營140家，其他性質20家，主要集中在山東、河南、江蘇等人口和經濟大省，西北地區整體放療單位數少，寧夏、青海僅個位數，西藏自治區無放療單位。從事放療的工作人員共29,096人，放療醫師/物理師比例繼續下降至3.51∶1。

郞錦義指出，長期以來放療學科被定位為醫技科室，非臨床專業。近年來才逐步糾正為臨床學科，并納入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范圍和國家臨床醫學二級學科。放療學科又有其特殊性，不僅需要臨床放療醫師，還需要放療物理師和治療師，尤其是放療物理師的培養和職稱考試體系尚未建立，也導致放療學科人才培養出現短板。解決該問題除了加強技術人才培養，尤其是最短缺的放療物理師。但人才培養需要時間和長期的國家層面政策支持。

郞錦義建議，作為理工科和醫學的結合的學科，培養一個放療醫生基本上十年才能成熟，放療物理師培養也極不容易。郎錦義建議，應該由國家癌癥中心牽頭各省級代表性腫瘤醫院放射腫瘤學專業參與制定放射治療專業隊伍的建設，各省級區域設備人員規劃。

張福泉強調，“應改加快放療人才特別是物理師的培養，提高縣級醫院的放療學科建設，建立縣、市級優質放療中心，才能真正做到大病不岀縣。讓放療能夠在基層也成為一個獨立的腫瘤治療手段，與其他所有跟腫瘤相關的領域和科室形成很好的配合，讓精準放療更好的普惠腫瘤病人。”

如今，王淑芳已經做完了30次的放療，兩次去醫院復查，結果都很良好。“雖然放療時身體反應很痛苦，但那段日子讓我變得堅強了很多，日后我也想回歸正常的生活中，更加樂觀努力的生活。”王淑芳說。（徐婷婷 趙苑旨 趙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