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大教授建議：全國范圍內實施以消費券為先導的消費激勵計劃

　　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本質是自然災難直接導致以社交接觸為基礎的經濟社會活動進入休克狀態。“大封鎖”(Great Lockdown)究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有多大？雖然國家統計局早些時候公布的一、二月份數據和美國進入社交隔離之后不斷惡化的就業數據讓市場普遍相信全球經濟可能面臨1929年大蕭條后最大的衰退，程度遠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但是，市場還是希望能透過中國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獲得一個相對準確的評估。可以這樣講，全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于透過中國第一季度數據來尋找問題的答案。

　　第一季度數據驗證了人們對疫情經濟影響本質的認識

　　4月17日，統計局數據出臺。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6.8%，雖遠超2003年非典時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經濟下行的程度，但符合甚至超過人們對可能出現的經濟緊縮程度的預期(市場人士普遍預測GDP降幅可能達到10個百分點)。不確定性部分消除，上證指數和恒生指數小幅上漲。因為中國在應對疫情和重啟經濟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面，領先大約一個半月至兩個月，中國的數據對正確理解實體經濟在總量與結構方面所受沖擊、經濟逐漸重啟后復蘇的進程狀況、以及宏觀政策力度和施力側重都有重大意義。

　　GDP同比下降6.8%證實了我們業已形成的對疫情影響本質的認識——與大蕭條和2008年的大衰退不同，新冠疫情不是經濟或是金融體系因為各種結構性問題內生出來的危機，它是一個波及全球的自然災難，直接沖擊實體經濟，造成經濟社會巨大的損失。針對疫情的經濟政策更準確叫法是經濟復蘇方案，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恢復”而不是“刺激”。

　　數據顯示疫情對消費、就業、中小微企業沖擊最大

　　疫情沖擊實體經濟，直接帶來企業現金流的大幅下滑，導致企業、家庭和政府資產負債表大幅惡化。疫情的影響對中小微企業尤其為甚，最終累及消費和就業。第一季度，在規模以上企業中，國有企業增加值同比下降6.0%，但私營企業下降幅度為11.3%，規模以上企業受創尚且如此之重，中小微企業受沖擊程度可想而知；消費方面，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9.0%，普遍預期的消費反彈沒有出現。截至第一季度末，我國居民儲蓄達87.8萬億，而且今年第一季度居民新增儲蓄明顯高于去年同期，顯然，疫情造成的居民收入下降對消費的影響尚未顯現。第一季度消費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還在于社交隔離的影響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消費信心不足；此外，第一季度城鎮調查失業率5.9%，雖比二月份下降0.3個百分點，但這個數字沒有考慮大量尚未返工的農民工和復工之后因各種原因無法復產的隱性失業，就業壓力前所未有。第一季度數據已經非常明確——這一輪宏觀政策的施力重點必須放在穩定就業、穩定消費以及支持中小微企業方面。

　　疫后經濟復蘇面臨不確定性

　　3月份中國經濟社會運行數據開始恢復，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1%，降幅較1-2月份收窄12.4個百分點，環比增長32.13%，但這部分原因是1-2月份基數太低。在一個全球高度互通互聯的大背景下，我們疫后經濟復蘇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需情況和全球供應鏈的整體運營情況。現在歐美疫情仍然十分嚴峻，其他主要經濟體像印度和巴西以及非洲各國仍然在爆發早期。如果說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社會活動停頓一段時間，而時間的長短完全取決于疫情控制的形勢，中國很難獨善其身，一季度出口同比下降11.4%即為明證。雖然全球產業鏈重組或是搬離中國短期內不會發生，但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高(出口里面國外成分加上中間品占總出口62%)、上游程度低(即，依賴國外中間品進口)，總體上仍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下游位置。如果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IMF4月14日報告估測全球經濟全年增長為-3%)，勢必影響到我國經濟疫后復蘇的節奏和效果；此外，我們目前對新冠疫情何時結束尚無法做出評估，今年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將不得不面臨防范疫情和復蘇經濟的艱難平衡。基于第一季度特別是3月份的數據分析可以初步判定，如果沒有更大力度，施力精準的宏觀政策組合的迅速出臺，二季度經濟反彈大概率不會發生。

　　需要明確宏觀政策出發點是復蘇與重建，而非刺激

　　如第一季度數據所示，新冠病毒疫情本質是自然災害，我們不能用傳統思維低估疫情在被徹底控制之前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消費和就業)的沖擊。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盡早出臺力度更大的經濟復蘇政策組合。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確宏觀政策出發點應該是減輕傷害，為疫后經濟復蘇保留基礎。所有的宏觀經濟政策，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無法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我們此時需要的是經濟復蘇政策，而非刺激政策。不應該再去糾結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而是把政策的施力點放到受疫情直接沖擊的領域。短期，以恢復和重建為政策目標；從中、長期考慮，毫不猶豫推出滯延已久的結構性改革舉措——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只有靠更徹底的改革開放才能解決。

　　需要力度更大的經濟復蘇與重建方案

　　疫情爆發后，我們已經出臺一系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控制疫情在更大范圍擴散，穩住經濟和社會在非正常時期的正常運轉。但這些政策相較于疫后經濟復蘇和重建這個目標，規模偏小、力度偏弱、不太聚焦、而且顯得碎片化。這一方面與我們對疫情沖擊的判斷有個逐漸認知過程有關，另一方面，在嚴控疫情和恢復經濟之間構建平衡確實是中國經濟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宏觀政策的拿捏有度需要不斷進行動態調整。

　　疫情在歐美迅速擴散之后，世界幾個主要經濟體如美、德、日等已經出臺了規模相當于GDP10-25%的經濟復蘇和重建方案。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沖擊的程度不亞于對美國等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沖擊，雖然中國經濟有很強的韌性，反映在迅速控制疫情、擁有較高的居民儲蓄率(例，美國居民儲蓄率為7%，而我們接近30%)、宏觀政策空間充足、率先重啟經濟等方面，但是正如第一季度經濟數據所顯示，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百年一遇，我們確實到了一個出臺力度更大的經濟復蘇和重建方案的時候；而且這一次宏觀政策組合應該直接針對實體經濟受沖擊最大的領域——中小微企業、消費以及就業。

　　宏觀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

　　我們的宏觀政策應該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的出發點在于保證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靈活實施，配合財政政策支持中小微企業、就業和消費。在財政政策方面，雖然我們強調出臺力度更大的經濟復蘇與重建方案，但是沒有必要與美國、德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去比較方案的規模大小——各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不一樣，經濟結構不同，應對疫情及重啟經濟的思路和執行力也有差異。但是，我們必須明確疫后經濟復蘇與重建方案必須把施力重點放在正確的地方：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對受疫情沖擊較大的低收入群體進行補貼、出臺消費激勵方案擴大消費以推動市場活動快速恢復、啟動以新基建、城鎮小區改造和租賃住房建設、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建設為先導的投資。

　　出臺一攬子頂層設計的經濟復蘇與重建方案正當其時，對此，市場人士和政策分析師們有很多論述。結合對第一季度經濟社會運行數據的解讀，在具體政策手段方面，有三個進一步的建議。

　　成立“中小微企業穩定基金”，以財政政策直接支持中小微企業

　　因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銀行體系釋放的流動性很難惠及數量龐大的中小微企業或是個體工商戶。我們建議成立國家層面的“中小微企業穩定基金”，通過金融機構給中小微企業直接提供支持性信貸，信用風險大部分由財政承擔，小部分由金融機構承擔，這樣既給中小微企業直接提供了資金，也能規避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

　　具體操作上，可以發行1-2萬億的特別國債，成立“中小企業穩定基金”，通過央行再貸款的形式或是調節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委托商業銀行直接發放給中小微企業，財政承擔70%的信用風險，商業銀行承擔30%風險；貸款分成兩個等級，50萬以內貸款免息，50-1000萬按基準貸款利率付息，嚴格監督資金用途，直接支持中小微企業。

　　全國范圍內實施以消費券為先導的消費激勵計劃

　　我和顏色在3月8號發布的報告中曾建議發消費券或現金。隨后一定時間，各地地方政府陸續推出消費券，對拉動城鎮消費起到很好的作用。基于各地實踐，我們建議在具體實踐上采取“雙層”消費刺激方案。首先，針對低收入群體和因疫情失業的群體發放1000元用于消費的現金券，全部合在一起，大概是2500億。這個群體恩格爾系數是很高的，他們的收入基本上要花出去，來維持日常生活的運轉。

　　其次，對其他人群發放總額為5000億元的消費券，由國家統籌，可以讓地方政府探索“一城一策”。據螞蟻金服的初步估計，杭州消費券帶動線下消費乘數效應明顯，而且小額消費券帶動的消費大多集中在餐飲等受疫情影響最大的行業。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數字化支付規模，在消費場景的數字化呈現方面有很多創新，發揮這方面的優勢，鼓勵市場機構積極參與，對疫后消費復蘇能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建立“經濟復蘇重建”特別預算制度和專門賬戶，加強事前監督和事后審計

　　經濟復蘇與重建方案需要頂層設計，從上向下推進，為確保財政對中小微企業、低收入群體和民眾的支持能夠落到實處并取得效果，需要建立專門的預算制度對資金的來源和用途進行統籌、監督和審計，增強政策公信力和透明性，讓政策真正起到作用。

(責任編輯：DF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