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千億防疫費來襲 財政應急能力迎考

　　多地財政防疫相關支出大幅度上漲。

　　例如，貴州省、甘肅省1―2月衛生健康支出分別增長49.7%、21.9%，吉林省僅2月一個月衛生健康支出就增長高達75.5%。

　　在地方財政拿出“真金白銀”防控疫情的背面，則是各地財力普遍緊張的實際境況。

　　時代周報記者統計，截至目前，多省份2月財政收入出現下降，其中，山西省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降幅最大，高達39.9%。

　　首都經貿大學稅收研究所副所長劉穎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地方財政趨緊問題已顯現多年，各地在今年年初的地方兩會上，都對今年的經濟增長充滿期待，并想方設法增收節支。

　　湖北省是復工最晚的省份，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日前指出，2月份湖北省財政“只有零星收入入庫”，并表示，進入3月之后，湖北省的國庫收入仍然保持零星入庫。

　　對此，財政部3月開始對湖北按周調度資金，數據顯示，3月第一周已經給湖北省提前撥付資金350億元。

　　針對其他省份，財政部已經通過加快轉移支付下達進度、提高地方財政資金留用比例等，多舉共施支持地方財政。

　　但地方財政緊張問題成因復雜，中央財經大學中財―中證鵬元地方財政投融資研究所執行所長溫來成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經濟增速放緩、減稅降費都導致地方財政收入放緩，目前需要科學劃分央地財政職責，進一步推動財稅體制改革，從制度上改變地方財政緊張問題。

　　把握財政事權是核心

　　最新數據顯示，全國各級財政疫情防控投入已達1169億元。在地方財政趨緊背景下，目前最受關注的就是這筆千億元規模的防疫費用，央地財政應當如何劃分。

　　根據安排，各級財政所安排的疫情防控資金將主要用于患者的醫療救治、醫務人員工作補貼，醫院疫情防控物資購置、物資收儲以及困難家庭救助等方面。

　　根據不同的用途，疫情防控資金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別負擔。

　　例如，在醫務人員工作補貼方面，由中央財政承擔。而在醫療衛生機構開展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防護、診斷和治療專用設備以及快速診斷試劑采購所需經費，則由地方財政全權負責安排，中央財政視情給予補助。

　　溫來成指出，央地財政在劃分防疫費用分配問題上，需要以財政事權的所屬方為依據。

　　此前國務院辦公廳曾發布的《醫療衛生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的通知》(下稱《通知》)明確，全國性或跨區域的重大傳染病防控等重大公共衛生服務為中央財政事權，承擔支出責任方是中央財政。

　　溫來成表示，新冠肺炎發生至今，已經是全國性的，因此與疫情防控直接相關的費用，支出責任在中央財政，但部分支出涉及基本公共衛生的部分，為中央地方共同事權，地方財政也需要承擔一部分支出。“目前財政部公開的數據并沒有詳細闡述央地財政的劃分標準，但總體來看，疫情防控原則上是中央財政事權，支出責任主要在中央財政。目前來看，確實也是中央財政支出比例更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財稅專家表示，本次疫情防控財政支出涉及財稅領域范圍較廣，中央財政事權、地方財政事權、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均包含在內。在共同財政事權方面，通過分檔，央地財政按照比例進行支付已是較為習慣的做法。

　　本次在新冠肺炎患者的醫療救治費用方面，就采用了分檔的支出方式，由央地共同負責。根據安排，確診新冠肺炎患者的醫療費用在基本保險、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按規定支付后，由財政兜底，其中中央財政補助60%，地方財政補助40%。疑似患者的治療費用，由就醫地制定補助政策并安排資金，中央財政酌情給予補助。

　　央地分擔比例也早有規定。《通知》中明確，傳染病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和處理屬于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中央與地方分檔按比例分擔：第一檔為8∶2，第二檔為6∶4，第三檔為5∶5，第四檔為3∶7，第五檔為1∶9。

　　至于為何以第二檔進行分配，目前未公布測算依據，上述財稅專家表示，通常情況下，分檔按比例分擔是以各地方財政實際情況為考量標準的。一般來說，中西部地區中央財政承擔的比例較多，但本次不分地區，全國按照第二檔進行分配，有關部門應該是通過一定的測算，綜合考慮了中央和地方財政付出和承受能力的結果。

　　財稅改革“進度條”加快

　　財政趨緊背景下，無論哪級財政出錢，錢用在“刀刃”上更為關鍵。

　　此前，有地區醫院在為醫務人員發放疫情補助時，因標準不合理的問題引發爭議，出現行政后勤崗位比疫情一線醫務人員補助還多的情況。

　　劉穎表示，雖然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支持了地方財政，但“行政崗位比一線醫務人員疫情補助還多”現象的出現，也顯示出目前轉移支付仍然缺乏規范性。“此前曾出現所謂的‘跑部錢進’的現象是中央對地方財力支持缺乏規范性的體現，而本次在網上引起熱議的醫務人員補貼問題，說明轉移支付制度最終落地環節和基礎數據依據有待于規范和完善，缺乏相應的補貼對象、崗位的細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央財政所承擔的疫情防控費用，主要都是通過一般性轉移支付或專項轉移支付，交由地方財政，由地方負責具體支出的。

　　劉穎指出，為避免在其他方面出現財政補貼亂象，央地財政間轉移支付，需要從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兩個方面，去解決其精準性、科學性和合理性。“要完善相關的制度設計，尤其對支付細節加以把控，同時，健全監督機制，保障基礎數據的準確性。”

　　實際上，轉移支付缺乏規范性只是目前現有財稅制度的不足之一。

　　溫來成指出，本次疫情突如其來，考驗財政系統的應急能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級財政在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方面的改革。“這些年關于中央與地方財權、事權的討論一直持續，1994年分稅制實行后，在制度層面上導致地方財政存在一定收入壓縮，為保障地方財力，更科學劃分央地權責分配，進行改革已經是業內共識，參照《預算法》的思路，加快財稅立法是解決的思路之一。”

　　疫情持續，地方財政承壓之下，相關改革正在進行。

　　財政部日前發布《關于深入推進財政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在主要任務中，第一條即是加快財政體制改革。《意見》要求，優化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劃分，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

　　《意見》中指出，到2020年底，財政工作全面納入法治軌道，基本做到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

　　疫情持續，央地財政加緊配合。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2020年將有望成為中國財政法治化的大考之年。

(責任編輯：DF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