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加速器物理學家方守賢院士逝世　　?

我國高能加速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享年87歲

1月19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研究所發布訃告稱，當天上午9時31分，87歲高齡的方守賢院士在京離世。

方守賢，我國著名加速器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第一臺大科學裝置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經理，是我國高能加速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013年，他曾撰寫《我的高能加速器夢》一文并發表，其中完整記錄了他為實現“建造世界一流的高能加速器”這一夢想所做的努力和堅持。

沒有講義就“啃”外文原版書

1932年10月28日，方守賢在上海出生。19年后的秋天，他以高分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

方守賢曾在《我的高能加速器夢》一文中回憶，入學之初，數學、物理兩系一共才有20多個學生，是合并上課的。“我發現，與我喜愛的數學相比，物理學是一門有血有肉，看得見、摸得著，內容豐富多彩，并與人類實際生活緊密聯系的學科。對于人們觀察到的物理現象，依靠數學進行描繪、分析和推理，然后再回到實踐中加以驗證，使理論得到進一步的升華，這正是我所追求的探索自然的完美途徑。”從此，他和物理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2年，時值全國進行教育改革，方守賢也在院系調整中被調到復旦大學物理系。他回憶說：“當時，物理系一個班有60多個學生，師資力量很強，著名教授，如盧鶴紱、謝希德、周同慶、周世勛等，不但學識超群，而且講課時物理圖像清晰，邏輯推理嚴謹，諸多重點、難點，經過這些名師指點，頓然融會貫通，這進一步加深了我對物理的理解和興趣。”

此時，方守賢等一批學生卻遇到了另外一個挑戰：恰值院系調整初期，物理系各課程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均不完備，有些甚至連講義也沒有。方守賢說，為了解決沒有教材參考的困難，除了認真記錄課堂筆記，他還課外自學了不少內容，“去啃少數翻譯成中文的俄文或英文原版參考書，這不僅加深了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也增強了我的自學能力。”正是通過這樣不懈地努力，大學期間，方守賢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師從我國核科學奠基人王淦昌

1955年10月，方守賢從復旦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進所后，我很幸運地被安排在王淦昌老師門下，從事高能加速器的設計及研究工作。在徐建銘先生的直接指導下，學習電子同步加速器理論設計，這是一項既有理論又有實際的研究工作，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對我來說，真可以說是如愿以償。我熱愛自己這項研究工作，立志要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祖國建造高能加速器。”

方守賢提到的王淦昌老師，正是我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王淦昌院士。他同時也是我國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在從事核武器研制期間，指導并參加了中國原子彈、氫彈研制工作。

方守賢回憶說，之前近代物理研究所只有幾十個人，“我們這批人進所后，一下子增加了一百多人，王淦昌、梅鎮岳、朱洪元等老專家對我們這批‘精英’特別重視，待若‘天之驕子’，都來給我們補與原子能有關的課程。”也因此，他才深深感到自己物理知識的貧乏，于是便和大家一起如饑似渴地學習，“那時，整個物理大樓不到晚上12點是不會熄燈的。”

留學時種下“高能加速器”夢想

1957年春天，在王淦昌教授帶領下，包括方守賢在內的十多人在通過外語突擊培訓后，被公派到蘇聯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實習和工作，方守賢被分配去學習與加速器相關的知識并負責初步的理論設計工作。

方守賢在《我的高能加速器夢》一文中介紹說：“雖然在出國前已經學習了大量有關高能同步加速器的論文，還做了詳細的推導和筆記，應當說，準備還是充分的，但是，進入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后，我立即發現自己在國內打下的數學、物理基礎遠不足以適應工作的需要；同時，我的導師考洛門斯基也發現，我原先在所里學過的加速器專業知識本應已經具備初步設計能力，但事實上我卻不會從事設計。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原先所學的知識是支離破碎的，并不完整，并未融會貫通地理解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是一些死知識，不會實際應用。導師的意見，對我好似當頭一棒，使我意識到：自己其實尚未入門，一切還得從頭開始。同時，也使我深刻認識到：書本上的知識，如果不與實際相結合，是難以學深、學透的，只有將其應用于解決具體問題，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

此后，導師對方守賢進行了嚴格的教學，譬如安排方守賢讀通其一篇博士論文，但刪去了文章里所有涉及的中間過程的公式和結論，并要求方守賢獨立思考逐個推導出來。方守賢說，正是通過這段時間的磨練，自己不但數理基礎更扎實了，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方守賢心中萌生一個夢想，那就是要為祖國建造世界一流的高能加速器。

歷經“七上七下”終圓夢

1988年10月16日凌晨，中國第一臺高能加速器、第一臺大科學裝置——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首次對撞成功，方守賢的夢想終于成真。但談起圓夢的過程，卻并不總是一帆風順，對于期間的坎坷，方守賢將其稱之為“七上七下”。

據介紹，1958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中國設計出了20億電子伏電子同步加速器，但當時這一設計因“保守落后”被否。1960年，中國科學家完成了螺旋線回旋加速器的初步設計方案，因經濟困難被取消。1965年，中國科學家第四次提出了建造質子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再次因故暫停。1969年，中國科學家提出建造強流直線加速器用于探索、研究、生產核燃料的計劃，但最終這一計劃在與另兩個方案的爭論中無疾而終。

1972年，國務院批準“七五三”工程，計劃10年內建造一臺4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然而計劃卻再度擱淺。1977年，“八七工程”誕生，該工程計劃投資7億元人民幣，在1987年建成40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但因1980年年底國民經濟調整，方案又一次下馬。

直到1981年12月，BEPC相關方案獲批，方守賢的高能加速器夢想才贏來最終實現的機會。當時這一項目的管理采用工程經理制，方守賢1983年回國后即被任命為BEPC工程副經理，1986年5月又被任命為經理（兼高能所副所長），全面負責領導BEPC工程。

他回憶說：“1986年中，有一次，我去醫院看望住院動手術的愛人后，急于回所加班，為了追趕一輛即將進站的公共汽車，由于天黑，我又近視，匆忙中頭部撞到一根斜跨在人行道邊上的、拉電線桿的鋼絲上，因奔跑速度過快，沖力大，頭破血流地昏倒在人行道上，幸好被兩位未曾留下姓名的解放軍救起，送至醫院，進行搶救，頭部縫了好幾針。有同志幽默地說‘對撞機還未對撞，你老方的頭卻先與地球對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