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描二維碼觀看視頻 制圖：程璨

　　“你無法延長生命的長度，卻可以把握它的寬度；無法預知生命的外延，卻可以豐富它的內涵。”法國文學家托馬斯·布朗這段名言，幾百年來，引發了無數人對生命價值的思考，而這也恰恰是我國著名的病理學家王泰齡的生命寫照。

　　王泰齡1927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中學校長，母親是數學老師。那時候，每年夏天全家人都會去北戴河，住在她家隔壁的是當時北京協和醫院的劉世豪教授。有一天，王泰齡突發胃病，疼痛難忍，劉世豪給她打了一針——“我還沒有意識到，針就打完了”，治好了她的病痛。這讓年少的王泰齡覺得，醫生藥到病除的本事太神奇了，她尤其被劉世豪“下鄉也要帶幾箱書”“真念書”的認真和執著所打動。1944年，王泰齡如愿考入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記者注），開啟了她心向往之的醫學之路。

　　采訪王泰齡是在今年初夏的一個早晨，清風撲面，朝霞耀眼，小區里淡粉色的櫻花已經燦燦地開了好一陣。從她的書房向外望去，花瓣鋪落在草叢上，行人經過便泛起粉色的漣漪，亦如92歲的王泰齡溫暖的笑容，亦如她的人生，從容地綻放過，此刻輕輕伏在醫學的道旁，注目著青年學者拾級而上。

　　王泰齡說，從未覺得92歲是很老的年齡，她還可以堅持工作很多年，因為有太多的和病理學有關的事都沒做完，所以她不會輕易地離去。楊絳先生在《一百歲感言》中說，“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后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從未停止的求知和探索積累了王泰齡生命的厚度，也讓耄耋之年的她更加淡定與從容。她的生命為發展病理學的使命延展著，為醫者的高尚理想日復一日地堅持著，那理想如此簡單——把病理學的地基打牢，傳給青年。

　　不管是做人還是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1942年年初，北京協和醫學院被日軍占領，被迫關閉，協和的師資全都轉移到北京醫學院。在這里，王泰齡遇見了中國病理學的奠基人胡正詳教授，成了他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飽學多識的胡正詳教授1921年畢業于美國哈佛醫學院（今哈佛大學醫學院——記者注），后在美國麻省總醫院繼續學習病理學，5年后他婉拒了在美國工作生活的機會，回來報效祖國。他當時是北醫病理系主任，也曾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第一任中國籍病理系主任兼教務長。胡正詳畢生的心血都用于培養年輕的病理科后備人才，對于他來說，勤奮的王泰齡就是那張未來可期的“白紙”。

　　“1948年協和醫學院復校，老協和的教授基本都回去了，我生產實習也來到了協和。那時，我最想做外科，但外科不收女學生，我就跟隨婦產科泰斗林巧稚教授學習婦科。按照規定，必須完成一年的病理住院醫師輪轉培訓。林巧稚教授特別重視病理，會通過患者宮頸涂片的病理來判斷患者內分泌的改變。每次林巧稚教授看完特診，我都送宮頸涂片去做檢測。做完手術，她會馬上下樓看病理結果。我越來越意識到，病理學是各個臨床學科的基礎。”就這樣，王泰齡在病理培訓期間留在了胡正詳所在的協和醫學院病理系。她說：“通常開臨床病例討論會的都是協和醫學院的老教授，水平很高，但胡教授放手讓我去參加，他很鼓勵青年醫生參與實踐。胡教授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也是幫助最大、值得我敬重的人。”

　　做好病理醫生并非易事，一個醫學生讀到30歲終于博士畢業了，但一般要到40歲才可能稍有信心地做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斷，沒有20年以上的功力，很難成為病理學專家。王泰齡初到病理系時剛滿22歲，要做好當時學科基礎薄弱、既枯燥又辛苦的病理研究，她深知沒有什么捷徑可走，除了要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更要用時間的寬度換取理論與實踐的厚度。她說，在她90歲以前，基本沒有晚上8點之前回過家。

　　胡正詳教授嚴謹治學的理念和高尚的醫品醫德始終影響并激勵著王泰齡，他對青年醫生的要求嚴格到幾乎苛刻。王泰齡說：“有一次，胡教授讓我給學生講炎癥，問我備課的情況。我說，您上課的內容我全都背下來了。他說，那怎么能行呢！你去圖書館把所有文獻全部看完！離上課還有20多天，他讓技術員推著小車陪著我去圖書館，把相關的幾十本書全都借回來，要我把這些材料都看完才能講課。從那一次我就知道，不管是做人還是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胡教授對我的要求是perfect（完美）。”

　　這個“完美”的標準伴隨了王泰齡一生，直到現在，她還是這樣要求自己。她的每一篇報告都要把患者的病史查完整，信息搜集全，在蛛絲馬跡中找到患者病情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找到病情間的關聯，有時還要查閱大量文獻。

　　面對前來會診的疑難病患者，作為醫生要有誠心和耐心，更要有普世之心和仁愛之心。王泰齡說：“醫生要讓患者真信任你。有時候患者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病情的主要問題，只有耐心溝通，才能根據癥狀分析出真正的病因所在，再接著深入”……每一次講課或者參加病理討論，王泰齡都要重新準備課件和材料，按照主題和需要認真備課，每一個知識點都要搞透才敢去講。

　　盡量把我這7000多份肝病疑難雜癥的會診報告總結出來

　　王泰齡在70年的從醫生涯中，為我國病理學發展作出卓越貢獻。她主持或參與了多項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先后為我國《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與國際接軌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級分期標準，制定了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等病理診斷標準。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二、三等獎、衛生部科技進步獎一、二、三等獎，及中華醫學科技二等獎，共14項。1996年退休后，她繼續致力于肝臟病理學的研究，認真積累資料，至今還在講課，積極地培養青年人才。因在肝病病理學領域的突出貢獻，2014年，王泰齡被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授予終身貢獻獎。

　　如今，這位92歲的母親王泰齡、夫人王泰齡和老人王泰齡仍然堅持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天8點準時上班。她說：“一兩年前還能工作到晚上12點，現在每天下午五六點就得回家睡一會兒。睡醒了再看書或準備講義或出當天的病理報告，直到深夜一兩點才睡。不是我們不休息，是患者不休息。科學進展得太快，老得學，老得讀書。”

　　王泰齡一生都在無盡的病理知識中行走，從一個美麗活躍的醫學青年到白發蒼蒼的退休醫者，無論年輕或年老，無論貧窮或富有，無論歡喜或哀愁，她從沒離開過崗位，也從沒離開過她的學生、她的患者。

　　“我現在感覺到身體不如從前了。”王泰齡說，“大部分人到我這個年紀都退休了，可我還有任務，我希望我能多培養些年輕人。在我還有分析能力的時候，我就還能工作。要盡量把我這7000多份肝病疑難雜癥的會診報告總結出來，要不我不在了，這些就成為廢紙了。對于年輕人來說，這是很好的學習材料。”

　　去世以后把遺體捐獻做尸檢是很光榮的事情

　　季羨林先生說，如果人生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于對人類發展的承上啟下、承前啟后的責任感。從劉世豪教授“真念書”的啟迪，林巧稚教授“重視病理”的啟示，到胡正詳教授“報效國家”的情懷和“追求完美”的境界，再到王泰齡的孜孜不倦和理想擔當，正是中國病理學發展與進步的真實映照。從1984年調任中日友好醫院病理科主任以來，王泰齡帶領她的團隊和學生積極開展尸檢、外檢、分子病理技術研究，積累整理有價值的資料，培養病理醫技人才。她讓所有同行的醫學青年真正理解：勤勉與奮斗可以成為一種人生。

　　談到目前最大的憂慮，王泰齡說，唯一的擔心就是現在尸檢太少，對于病理學的發展而言，尸檢是最好的推動。“剛解放的時候，我遇到的所有患者和家屬都簽字捐獻做尸檢，醫院給他們發一個證書，大家覺得去世以后把遺體捐獻做尸檢是很光榮的事情，對醫學能有很大貢獻。我也要捐獻的！1948年協和醫學院重建的時候，所有的教授都簽名——我死后遺體要做尸檢……”王泰齡說，她扎實的病理學基本功正是得益于尸檢的實踐，這個實踐的過程讓醫生能夠進一步思考之前對患者的診斷，填補病理學認識的空白。

　　幾近正午時分，溫暖的陽光讓王泰齡整間書房變得更加舒適和明亮。頂到天花板的書架上滿滿地堆著專業書籍，從心血管到婦科，從病理學基礎理論到最新出版的外國譯著。陽臺的書架上，整齊地擺放著從《中華病理學雜志》創辦以來的所有期刊。王泰齡指著這些書刊，興高采烈地說：“你看，市面上有的，我這里都有，好多書還沒看完呢。”她在這間房子里生活了大半輩子。如今，仍滿懷理想，在不停息的工作中繼續拓展生命的寬度，積累生命的厚度。（中國青年報 中國青年網見習記者 張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