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聚焦“窮的本質”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終于在最近揭曉。今年的得主是三個人：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諾獎表彰了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據諾貝爾獎官方表示，2019年經濟學獎獲得者進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應對全球貧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們基于實驗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如今這已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

　　提到巴納吉和迪弗洛，就不得不提他們那本經典的著作——《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這本書已經被看成是研究“貧窮”的巔峰之作。據了解，班納吉和杜弗洛用了15年的時間踏遍了五大洲、18個國家和地區最貧窮的地方做調研，才有了這本“大成之作”，從而通過貧窮的人的生活、教育、健康等生活的多個維度來探究貧窮產生的真正原因。據該書統計，全球有10億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貧困線之下。這是全球最底層的10億人口，每年有數萬億美元的援助專門用于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但他們依然深陷貧窮的泥沼。

　　蒙格斯智庫一直關心貧窮問題，最近相關的研究有：《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公平與貧富差距問題研究》、《蒙格斯報告之九：蒙格斯生活指數對現有扶貧標準的調整》，本次蒙格斯觀察做個簡要回顧。

　　我國貧困真實狀況揭曉

　　在全球扶貧事業不斷推動的大背景下，我國扶貧事業現在發展的狀況如何？

　　在扶貧工作上，中國取得了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成績。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全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屬于貧困人口，而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貧困人口比例大大降低了。今年2月20日，中國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向媒體公布了一組數據。6年來，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底的1660萬人，累計減少8239萬人，連續6年超額完成千萬減貧任務。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路徑從一定程度上也驗證了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的觀點：那就是貧窮源于環境，只有環境的改變才能從根本上消滅貧窮。

　　雖然我國在過去的五年脫貧攻堅戰中取得階段性的勝利，但是扶貧減貧的事業卻遠未結束，成績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視問題。

　　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下，貧困的標準應有所不同，但我國現行貧困標準采用一刀切的做法，未能很好地解決因地而異的問題。另一個關鍵問題就在于扶貧標準，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然而貧困線的調整會按照貧困人口的消費情況做微調，并沒有根據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及時調整。基于上述情況，《蒙格斯報告之九：蒙格斯生活指數對現有扶貧標準的調整》通過構建生活水平指數來調整各省市、各時間的貧困標準，并以此為標準估算中國真實的貧困情況，為中國真實的貧困狀況提供參考。

　　按照蒙格斯生活水平編制方法，本文選取數據可得的全國23個省和直轄市的數據進行橫向對比。下圖為全國及23省市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數從2014年到2017年的情況。

圖表1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數總覽

　　根據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數調整的全國貧困線參見下圖。由圖可見，若以2010年2300元貧困線作為基礎，2017年國家實際貧困標準為年收入3300元人民幣，而經過本體系調整之后的貧困標準為4273元，超出實際貧困標準29.5%。可見貧困人群并沒有享受到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從相對角度而言，反而愈發落后。

圖表2貧困線變化趨勢對比

　　《蒙格斯報告之九：蒙格斯生活指數對現有扶貧標準的調整》的多維貧困擬采用阿馬蒂亞.森的貧困剝奪理論，利用“雙界線”法來識別貧困，測算出我國總體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多維貧困率分別為31.1%、25.9%和20.6%。

　　為了穩健考量，樣本采集了我國2018中國農村貧困檢測年鑒中的農村貧困人口數據作為對照(采用2010年貧困標準)，下圖為根據貧困人口數據繪制的中國貧困地圖。

圖表3中國貧困地圖

　　將多維貧困率與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例進行對比之后發現，大部分省市的多維貧困都比現有農村貧困率嚴重得多。以2015年為例，各地區多維貧困率約在10%-30%之間，而對應的官方貧困率僅在0%-15%的范圍，說明僅僅以收入作為標準衡量居民的貧困情況是不夠合理的，經濟狀況不佳對貧困人口的剝奪是多維度同時進行的。

　　貧窮的背后是貧富差距，公平失衡

　　貧窮是財富的對立面。需要看清楚人性，貧窮像化石一樣保留了人類在叢林時期的自私與殘忍。貧窮是一種歷史現象，貧窮是惡的根源，邪教、黑幫、傳銷等問題皆根源于貧窮。從人性上講，對物質財富的渴望是人類骨子里基因中具有的信仰。雖有貧窮也是種“財富”的說法，但珍貴的絕不是貧窮本身，而是那些足以戰勝貧窮的精神和品質。而財富的對立面卻不僅是貧窮，還有貧富差距。縱觀人類歷史，貧富差距由來已久，特別是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貧富差距問題更加明顯，而且其對社會的影響也更加突出。貧富差距的存在符合一般經濟規律。經濟學經典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獲取財富、合理分配的最佳制度設計和理想情景，而市場分配的原則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個人的稟賦和能力不同自然形成收入的差距，家庭和出身不同自然形成初始財富的差距。雖然市場經濟下貧富差距有必然性，但社會應該為貧窮者改善生存條件，并為其保留階層進步的空間，這就需要有有效的福利制度等各種公共財富。以公共財富彌補個人財富的不足，使貧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圍內，才能促進整個社會的普遍發展和進步，實現社會總體公平。

　　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許多微妙的規則。在財富的創造與分享中，一個明顯的悖論是：沒有差異則沒有動力，而差異太大，就會產生破壞力。我們相信任何社會治理形態都需要尋找一個貧富差距適當的閾值，以保持社會前進的活力和動因，但又要小心防范貧富差距過大而失去公平。維護差異與公平之間的平衡是各種社會活動家、政治家、企業的責任，更是經濟學家的責任。

　　基于中國宏觀公開數據和微觀調查數據，《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公平與貧富差距問題研究》構建了中國貧富差距指數，實證研究了貧富差距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影響。通過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貧富差異程度日漸嚴重，而且貧富差距指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三個拐點：差異拐點(0.2)、黃金拐點(0.463)及破壞拐點(1)。貧富差距指數與GDP增長率的差異拐點出現在2000-2001年之間，當貧富差距指數在0.2以下的低值區時，絕對平均造成動力不足，高于0.2時差距的動力效應開始顯現。貧富差距指數對GDP增長率的黃金拐點對應的時間約在2006-2007年之間，即指數為0.463，貧富差距在這個水平左右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作用最強。通過分析貧富差距指數對經濟總量的影響，發現貧富差距在2015年左右對經濟總量存在破壞拐點，即指數為1。超過該拐點的貧富差距將對經濟總量的增長產生破壞性抑制作用，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將更加集中于富人階層，財富分化更加嚴重，貧窮人口會有日益強烈的被剝削感，缺乏合作精神和工作動力，有可能造成經濟衰退。2018年我國貧富差距指數預期高達1.214，已超過破壞拐點。

　　基于對貧富差距、法律公平、社會文化公平和金融公平的討論，《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公平與貧富差距問題研究》最終構建了以貧富差距為核心的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這一公平指數顯示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公平已經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這一點尤其值得政策部門積極關注。

　　蒙格斯對當前扶貧提出的政策建議

　　針對現行我國貧困地區發展的特點，蒙格斯提出如下建議：

　　1.正確認識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并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消除絕對貧困針對的目標是起點，改善相對貧困針對的目標是過程，對起點需要直接的財政補貼，對過程需要更多公平合理的政策環境。

　　2.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設立不同的扶貧標準。在綜合考慮HDI指數設計結構的基礎上，結合貧困測度的需要，設計了更加全面的蒙格斯生活水平指數，并以此作為對不同地區貧困標準進行差異化的主要參數，以盡可能相對準確地反映不同地區的真實貧困狀況和需要扶貧的標準。

　　3.建立更加科學全面的貧困測度體系，全面提升扶貧的內涵與內容。在進行直接資金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教育、就業和醫療保障等機會方面，防止扶貧陷入“扶貧——脫貧——再扶貧——再脫貧”的怪圈，切實提高和夯實脫貧能力，確保“扶真貧”、“真扶貧”。

　　4.根據不同經濟發展水平與不同扶貧政策的契合程度，提高扶貧政策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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