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糖丸,畢生心血。

脊髓灰質炎,簡稱脊灰,在國內俗稱小兒麻痹癥,它能引起輕重不等的癱瘓,最嚴重的情況是無法自主呼吸。上世紀50年代,脊灰疫情開始在國內肆虐。

提及顧方舟的名字,也許有些人印象不深,但提起糖丸,提起小兒麻痹癥疫苗,很多人并不陌生。一顆小小的糖丸,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守護了數十萬兒童,讓他們免受小兒麻痹癥的致殘威脅。

顧方舟

1957年,31歲的病毒學家顧方舟臨危受命,自此嘔心瀝血只為一件大事而奔忙:消滅脊灰疫情。從正值盛年到年逾古稀,顧方舟40多年間為脊髓灰質炎的防治工作殫精竭慮,研發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糖丸”護佑了幾代中國人的生命健康,最終助力實現我國全面消滅脊髓灰質炎,并長期維持無脊灰狀態。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首次開展了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集中評選頒授,隆重表彰了一批為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功勛模范人物。9月17日,顧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

他的青春

舍棄高待遇投身公共衛生事業

顧方舟出生于1926年,祖籍浙江寧波。4歲時,他的父親便過世了。1934年,年僅8歲的他隨母親北上天津生活。因為父親早逝,顧方舟家道中落,年少時受到不少歧視。

194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北京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但在畢業前夕,顧方舟舍棄了待遇高、受尊重的外科醫生職業,選擇了從事當時剛剛起步、基礎差、價值低的苦差——公共衛生事業。而投身于脊髓灰質炎的“戰場”,對顧方舟來說,更是機緣巧合下的“必然”。

1955年開始,脊髓灰質炎肆虐中國多地。當時,一個家長背著患上脊髓灰質炎的孩子來到顧方舟所在的醫院,“孩子的一條右腿癱瘓、殘疾了,她不知道我不是臨床醫生,不知道我是做病毒方面工作的,是來研究這個病的。她就問我,大夫你看有什么辦法讓我這個孩子恢復,讓他以后能夠走路,將來能夠自立。我就勸她,沒有什么特效藥,你只能到醫院去做外科手術……這個母親聽完以后,非常之失望。”

這件事,深深刺痛了顧方舟。“我就想,這有千千萬萬的孩子啊,一個大流行年,能有兩萬到三萬的孩子癱瘓……因為這個病。”

1957年,31歲的顧方舟臨危受命,開始進行脊髓灰質炎研究工作。

在《一生一事 顧方舟口述史》中,記載了青年時期的顧方舟接下這個“擔子”時的心理波動:“衛生部的崔義田副部長找我談了一次話,挺嚴肅的。當時咱年輕,沒見過大部長,我說:崔部長,您的意思是讓我一輩子搞這個事兒?他說:對,讓你一輩子搞這個,要解決脊髓灰質炎的問題。當時我們中國科學研究的環境很不怎么樣,做研究工作很困難,什么條件都要自己去創造。”

曾攜剛滿月兒子“冒險”測試

條件困難到何種程度?顧方舟舉了一個例子:研究中要做體外細胞培養,需要一個成分,就是牛的血清。在國外,牛血清早已商品化,但中國當時沒有這個商品。無奈之下,顧方舟帶著實驗室的人到昌平的屠宰場,找到胎牛(還懷在媽媽肚子里頭的小牛)要采血。但他們不忍把孕牛宰殺取血,又和屠宰場老板協商:牛要生產時,立馬通知他們去取血。

在窘迫的條件下,研究卻從未間斷。1957年,顧方舟調查了國內幾個地區脊髓灰質炎患者的糞便標本,從北京、上海、天津、青島等12名患者的糞便中分離出脊髓灰質炎病毒并成功定型,打響攻克脊灰的第一戰。然而,這距離疫苗研發成功的目標相去甚遠。

1959年3月,衛生部決定派顧方舟等人到蘇聯考察脊灰疫苗的生產工藝。同年12月,經衛生部批準,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協作組,顧方舟擔任組長,進行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究工作。在研究的關鍵環節臨床試驗階段,Ⅰ期臨床試驗(分為Ⅰ、Ⅱ、Ⅲ三期)需要觀察疫苗對人體是否安全、有無副作用,所以要有少數人受試。

幾乎沒有猶豫,顧方舟和研究室的同事們冒著癱瘓的危險,分別喝下一小瓶疫苗溶液做測試。一周后,他們安然無恙,生命體征平穩。但顧方舟的眉頭卻擰得更緊了:脊髓灰質炎多出現在兒童群體中,必須要證明疫苗對孩子也適用才行。找誰的孩子做試驗呢?

一個危險的想法在顧方舟的腦海中盤桓。“我的第一個孩子1960年出生,我就想,他正好符合這個條件,還不到一歲。”就這樣,顧方舟背著家人,偷偷給自己剛滿月的大兒子服下了疫苗。后來,同為病毒學家的妻子知道了這件事,她沒有責備顧方舟的一意孤行,反而寬慰他:會沒事的。最終,孩子安全度過測試期,證實了疫苗的安全性。

直到1960年,脊髓灰質炎疫苗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當年12月,首批500萬人份疫苗生產成功,在全國十一個城市推廣開來。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紛紛削減。

為解決疫苗不易保存研制“糖丸”

液體疫苗投放后,流行高峰紛紛削減,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這給中小城市、農村和偏遠地區的疫苗覆蓋增加了很大難度。怎樣才能制造出方便運輸、又讓小孩愛吃的疫苗呢?

“所以后來我們就想,孩子喜歡吃糖,干脆就把它做成糖丸。”在《顧方舟傳》中,記錄了當年科研人員們的心血: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測試,顧方舟等人終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過了科學的檢驗。很快,聞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問世了。除了好吃,糖丸疫苗也是液體疫苗的升級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長了保存期。為了讓偏遠地區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顧方舟還想出了一個“土辦法”運輸:將冷凍的糖丸放在保溫瓶中。

據統計,自20世紀60年代初,脊髓灰質炎疫苗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以來,至少避免了150萬兒童因脊髓灰質炎導致麻痹,至少避免了11萬兒童因脊髓灰質炎導致死亡。

2019年1月2日顧方舟去世后,在社交平臺上,憑吊他的人們親切地稱他為“糖丸爺爺”,或許,這是對顧方舟畢生心血最簡練的概括,更是對他一生“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最深切的悼念。

時代

影響

使中國進入

無脊髓灰質炎時代

2000年,經中國國家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委員會證實,中國本土“脊灰”野病毒的傳播已被阻斷,成為無脊灰國家。在“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報告簽字儀式”上,時年74歲的顧方舟作為代表,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顧方舟回憶,回來后他跟老伴兒說,“(我國的)脊髓灰質炎消滅了,咱們這幾十年沒白辛苦。”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首次開展了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集中評選頒授,隆重表彰了一批為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功勛模范人物。根據評選頒授工作部署,在各地區各部門反復比選、集體研究的基礎上,經組織考察、統籌考慮,產生8名“共和國勛章”建議人選、28名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最終顧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

介紹中寫道:顧方舟研發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糖丸”護佑了幾代中國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國進入無脊髓灰質炎時代。其榮獲全國科學大會成果獎和“全國消滅脊髓灰質炎工作先進個人”等稱號。

但是,顧方舟將自己的人生簡單地概括為“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他說,“我覺得很滿足,可以跟老百姓說,我盡力了,你們的孩子再也不得這個病了,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這樣,沒有別的所求。”

光陰

故事

工作至深夜

是夫妻倆的常態

無論是在疫苗試驗階段攜子試藥,還是在研制、生產的攻堅階段,帶著家人在條件艱苦的云南“花紅洞”生活,對于顧方舟來說留下許多遺憾。但在顧方舟的長子顧烈東眼中,其對父親所做的一切有著不一樣的解讀。

顧烈東曾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自己長大后,通過和父母聊天,才得知當初被父親帶著“試藥”一事,“我對父親當時的決定沒有絲毫埋怨。”他說,因為“消滅脊髓灰質炎是父親畢生的心愿,盡管作為他的子女,我們沒有繼承他的衣缽,但我對當初能參與到實驗中感到欣慰。”

顧烈東還回憶起兒時的一件小事。他說,母親也是學病毒的,自己八九歲的時候,父母經常在生物所的研究室里加班。“當時,晚上照顧弟弟睡覺的責任就落在我身上。有一次,生物所的食堂放電影,是我最喜歡的《地道戰》,早早哄弟弟睡覺之后,我就偷偷出去看電影了,演到一半,廣播突然在喊‘顧烈東,請來大門口一趟’。我在想‘怎么回事兒’,過去一看,原來是弟弟醒了,一看爸媽和我不在身邊,就來大門口找我們了。我這才意識到,已經入夜了,父親母親還在實驗室里辛勤工作。”

顧烈東說,父母工作到深夜,是他們兒時的常態。“他們都在無菌室里,一進一出都要穿脫連體的工作服,要一道一道進行消毒,手續非常復雜,所以他們一進去就很難出來。”

對顧烈東來說,父親不僅從嚴治學,也從嚴治家。一家人住在東交民巷時,家里有個大方桌,“父親時時給我們開家長會,要我們反思學習上的不足、品行上的不足。”

生活中的顧方舟,在長子顧烈東看來是最慈祥的父親。“對于母親來說,他是一個好丈夫,對于晚輩來說,他也是良師益友。”

顧烈東提到,父親生前很喜歡拍照,閑暇時給母親和他們兄妹三人拍了很多照片。“很多都是抓拍的,我小時候站在樓梯上,手里抓著什么在吃著,父親就給拍下來了,現在回頭去看,都很好玩。”

顧方舟先生逝世后,家人收到了來自先生曾經的同事、學生等多方面的慰問。顧烈東說,父親臨終前,曾對子女們有過一些囑咐,“他說,希望我們踏踏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