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減貧史，而中國的減貧成就則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中國是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9月24日，博鰲亞洲論壇發布了《亞洲減貧報告》，其中對中國的減貧歷史做了簡明而清晰的梳理。透過報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減貧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成就是如何書寫的。

　　一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普遍性的貧困。溫飽問題在很長時間內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議程的核心。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農業技術改革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

　　以教育，衛生和人均預期壽命的改善為主要標志的非收入性貧困的極大緩解是1978年之前中國減貧成就的主要方面，這也是1978年之前中國減貧的突出成就。

　　1978年之前的發展為之后大規模的收入性貧困的減少創造了條件：1978年之前農業部門的灌溉、農業機械、化肥、良種等方面的技術進步是1978年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揮作用的基礎；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進步一方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數量巨大的人力資源，同時也極大地直接緩解了非收入貧困，減輕了1978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壓力；1978年之前社會收入普遍的平等狀態消除了結構性的約束，為之后經濟的起飛和大規模的減貧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政治社會條件。

　　二

　　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中國的減貧戰役如摧枯拉朽般不斷取得勝利。

　　中國的發展與減貧軌跡是一條數學上所稱的“漸進線”，而不是通常情況下到了后期“減不動”的“L”型曲線。

　　按現有國家農村扶貧標準來推算，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降到了2010年的12.7%。

　　之后減貧的速度開始放緩，這段時間也是減貧難度最大，任務最艱巨的時刻，因為此時的貧困人口是貧困深度最深，受到多維貧困維度影響最多的群體。

　　中國貧困發生率隨人均國民收入下降的趨勢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銀行人均國民收入與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繪制。

　　縱觀這一階段的減貧實踐，農業、工業與城鎮化以及政府干預成為三大主要推動力，每一種推動力都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農業發展驅動的減貧實踐

　　1978-1985年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減少為1.25億,一半的農村貧困人口在七年的時間里擺脫了貧困。農村貧困的緩解主要是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下所取得的。

　　首先，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體制改革所推動的農業高速增長。其次，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得土地占有變得相對平等，同時改革開放之前所形成的平均主義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分配相對平等，隨著經濟增長特別是農村經濟的增長，廣大農民均能夠從中普遍地獲益，解決溫飽的同時增加農業經營收入。

　　2、工業化與城鎮化驅動的減貧實踐

　　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85年的1.25億，下降到1990年的8500萬，并持續下降到2000年的3200萬。

　　這一時期推動貧困人口減少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面向市場的改革持續推進。繼1985年農副產品市場化改革后，國家在1994年又提高了糧、棉收購價格，1993-1996年政府糧食采購價格增加了75%。同時國家進一步完善了農地使用制度，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將土地承包延長30年并建立了農地使用權的流轉機制。

　　其次，1985年之后，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為農村減貧提供了農業以外的減貧動力。1978年各類社隊企業的數量大致為152萬個，到1991年增加到1908萬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數量由1978年的2826.6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12820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由9.2%增加至27.3%。1985-1990年間，農民凈增收入的一半以上來自鄉鎮企業，工資性收入占全國農民家庭人均凈收入的比重從1983-1984年間的10%左右，增加到1990年的20.2%。很顯然，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后，鄉鎮企業對農村減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流動的緩貧效應開始顯現。農村勞動力開始進入城市從事非農就業并間接緩解農村貧困。據統計，鄉城勞動力流動人數由1983年的200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12578萬人。農民收入中來自打工的收入比例從1995年的33%增加到2005年的48%。

　　3、國家主導的、有計劃、有目標的農村開發式扶貧實踐

　　1986年中國政府成立了國家級的農村扶貧機構，開始了制度化、組織化和計劃性的大規模的農村扶貧工作。1994年，國家出臺《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將奮斗目標確定在三個層面上：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教育文化衛生落后狀況，實現了從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的轉變。

　　總體看，1986-2000年的農村扶貧開發是一個瞄準貧困地區的區域性扶貧模式，其基本的思路是通過特殊性的支持啟動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帶動貧困人口收入的增加。這個模式是與經濟增長模式一致的，而且是輔助于總體經濟增長的減貧方案，所以被稱為開發式扶貧。

　　三

　　2013年，中國政府啟動了精準脫貧攻堅戰。精準脫貧將保護式和開發式扶貧進行了有機對接，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減貧在制度層面進行了整合，在一系列扶貧方式上進行了創新，將瞄準到施策再到評估整合為一個系統，形成了迄今為止最為系統的科學減貧戰略和政策框架，是人類減貧史上的一次偉大實踐。

　　脫貧攻堅實施以來，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和貧困發生率大幅下降。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567萬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0年的17.2%下降至1.7%。

　　精準脫貧攻堅戰的巨大成就不僅表現在收入性貧困指標的大幅改善，還體現在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教育、衛生以及居民住房等生產、生活環境和公共服務的改善。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居住在鋼筋混凝土房或磚混材料房的農戶比重為58.1%，比2012年上升18.9個百分點；戶均住房面積也比2012年增加21.4平方米；飲水無困難的農戶比重為89.2%，比2013年提高了8.2個百分點；貧困地區有文化活動室的行政村比例達到89.2%，有衛生站(室)的行政村比重達到92.2%，貧困地區通電的自然村接近全覆蓋，84.7%的農戶所在自然村上幼兒園便利，88.0%的農戶所在自然村上小學便利。

　　新時期的扶貧工作，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精準脫貧攻堅戰的一系列扶貧制度創新。

　　第一，扶貧領導機制和資源籌措機制創新。政府主導是長期以來扶貧工作的基本模式。脫貧攻堅實施以來，中央將扶貧工作懸置于各級政府工作之頂，從而為克服各種結構性制約提供了制度供給。這一新的制度供給在扶貧資源的籌措方面效果顯著。

　　據統計，2017年包括扶貧重點縣以及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縣在內的貧困地區(832個縣)所獲得的扶貧資金總額達到4419.5億元，比2010年增加了6倍多，其中中央撥付2053.6億元，包括對口幫扶、東西扶貧協作、企業幫扶在內的其他資金為2027億元；省級財政332億元，比2010年的25.4億元增加了10倍多。

　　第二，直接瞄準貧困群體的建檔立卡貧困戶識別機制。2014年，中國政府開始在全國展開貧困戶的建檔立卡制度。采用了2010年不變價2300元的收入標準，同時附加容易識別的“兩不愁、三保障”的非收入性貧困指標，這一指標體系一方面把握了收入標準的維度，克服了利用收入維度難以識別貧困戶的缺陷，將容易識別的衣、食、住房、教育、醫療作為瞄準的指標內容，從而從技術的角度解決了識別貧困戶的方法問題。

　　第三，確保扶貧效果的精準施策。中國政府在建檔立卡的基礎之上對貧困戶的致貧原因進行了分類并做出了“五個一批”的具體部署。通過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還有就業扶貧、健康扶貧、資產收益扶貧等方式對貧困戶進行分類施策，從扶貧的角度看，分類施策有助于直接瞄準已經發生的貧困問題，從而避免扶貧資源使用的偏離，確保扶貧效果。

　　第四，扶貧方式的創新。精準脫貧攻堅戰實施以來，在2020年高質量脫貧目標的約束下，出現了大量的扶貧創新模式，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扶貧實踐。很多扶貧實踐模式的意義超越了扶貧本身。比如，土地流轉扶貧實踐為農村土地改革提供了經驗；“扶貧車間”為緩解外出就業與留守矛盾提供了很好的解決方案；旅游扶貧為鄉村產業興旺和農業多功能化提供了方向；電商扶貧則很好地解決了農產品銷售難的問題。

　　第五，確保脫貧攻堅質量的第三方獨立考核評估。精準脫貧中的第三方獨立評估體系的建立和實踐，可以說是政府績效管理中最為系統和嚴謹的獨立評估機制。這一機制不僅是確保扶貧資源使用效率的制度性約束，更是確保到2020年如期完成全面消除農村絕對貧困目標的制度性保障。(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袁勇)(責任編輯：馮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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