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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王建宙：不明朗的時候是創新最好的時候-企業家夜讀

　　《企業家夜讀》是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經濟之聲推出的一檔面對企業家群體及關心關注這個群體朋友們的閱讀朗讀節目。本期做客《企業家夜讀》的，是全球移動通信協會高級顧問、中國移動原董事長王建宙。

　　王建宙，長期從事電信工作。歷任杭州市電信局局長，浙江省郵電局副局長，郵電部計劃司司長，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長，中國聯通董事長兼總裁，中國移動總裁、董事長。退休后，擔任全球移動通信協會（GSMA）高級顧問。擁有浙江大學工學碩士和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學位。2008年擔任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聯席主席。2010年，被國際電信聯盟授予世界電信和信息社會獎。

　　當今時代，我們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挑戰，其中最嚴峻、最重大的挑戰莫過于如何理解并塑造本次新技術革命，這不亞于人類的一次變革。這次革命剛剛開始，正在徹底顛覆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互相關聯的方式。無論是規模、廣度還是復雜程度，第四次工業革命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具有自身特性的第四次革命，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速度——和前幾次工業革命不同，本次革命呈現出指數級而非線性的發展速度，這是因為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高度互聯、包羅萬象的世界，而且新技術也在不斷催生更新、更強大的技術。

　　廣度與深度——第四次工業革命建立在數字革命的基礎之上，結合了各種各樣的技術，這些技術正給我們的經濟、商業、社會和個人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它不僅改變著我們所做的事情和做事的方式，甚至在改變人類自身。

　　系統性影響——它包含國家、公司、行業之間（和內部）以及整個社會所有體系的變革。

　　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賦權于民并以人為本，而不是去人性化并造成社會分裂，這絕非是某一個利益相關群體或行業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工作，也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單槍匹馬就能完成的任務。這次工業革命的本質和全球性，意味著它會對所有國家、經濟體、行業和公眾產生影響，同時也會受到他們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跨越學術、社會、政治、國家和行業的界限，投入大量精力開展多方合作。這樣的互動與合作，對于國際社會就第四次工業革命形成充滿正能量和希望的統一認識必不可少，它能讓所有個體、群體和地區都能參與當前的轉型進程，并從中受益。

　　克勞斯?· 施瓦布（瑞士）

　　《第四次工業革命》

　　適應變革并找到自己的機會

　　《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本書2016年6月出版，那時正好在天津舉行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者年會，也就是夏季達沃斯。這本書的作者施瓦布教授來到北京，邀請了我們幾位經常參加達沃斯論壇的人一起交談，他送了我們每個人一本，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本書。一看到我就很喜歡，這些年我在一些演講中還多次引用了這本書上的文字，我想傳遞的觀點就是——面對著這樣的變化，我們應該怎么辦？第一，我們要去適應它，地球的轉速已經很快了，如果不適應它，我們就站不穩了；第二，我們要在這種變革當中找到自己的機會。

　　《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說的幾個觀點，我是非常的有體會的。

　　第一，本次工業革命呈現出的是指數級的變化，不是線性變化。比方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一個標識是電力，電話、電報也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但是一百多年以后，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還是沒有電報、電話。移動通信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特點之一，才30多年時間，現在全世界已經有70多億部移動電話了，我去過非洲的肯尼亞，當地農民沒有見過固定電話機，但是他們直接就用上手機了。這種變化就充分反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速度非常的快。

　　第二，廣度與深度。它不是只影響一小部分人，也不是影響很多人，而是影響所有的人。

　　第三，系統性影響，不光是影響我們的生活，它對整個社會系統都會帶來影響。以自動駕駛汽車為例，首先必須要滿足各種技術條件，第二也有規則的問題，我們的汽車要跟所有的東西聯網，跟交通指揮系統聯網，這就需要修改我們現有的交通規則。

　　第四次工業革命究竟會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現在還很難預計，即使最大膽的預言家都會過于保守，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來得太快。應該怎么辦？我還是引用施瓦布教授的話——就像計算機清零一樣，把所有的知識都拋開，重啟我們的大腦，全盤接受新東西。

　　我跟施瓦布教授的第一次見面是在2006年，他到北京來希望拜訪一些企業，到中國移動后他問了我一個問題：“移動手機每個月增加多少新用戶？”我說：“每個月500萬。”他嚇了一跳，說：“500萬就是瑞士電信所有用戶的數量，你們一個月就達到了，我一定要邀請你去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達沃斯論壇的演講論壇有一個規定，不能拿稿子，也不用PPT，必須空著手上去。甚至還不能做演講，一開始就是主持人或者聽眾提問，幾乎是沒有辦法準備的。我認為，達沃斯論壇是世界上有影響力的人，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去影響這個世界。

　　讀書對我一生有很大的影響

　　1965年我念高一，那個時代的書我們都會讀，像高爾基的《在人間》《母親》《我的大學》，有些話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比如高爾基說過——“生活的意義在于美好，在于對目標的向往，所以我們在生活的每一個瞬間，都要有崇高的目的。”這些書對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還喜歡讀各種實用的書，比方說如何裝半導體收音機。那時半導體收音機剛開始出來，中學生買不起，完全通過看書，沒有任何別的輔導，我真把半導體收音機裝起來了，是完整的，而且可以收到節目的。

　　我是在浙江桐廬插隊的，平時就是種田、插秧、割稻，還當過大隊會計。插隊三年以后開始招工，當時我選擇到桐廬縣的汽車運輸公司，做會計和行政工作。這段時間我讀了很多書，很完整地讀了《紅樓夢》，還有司湯達的《紅與黑》，狄更斯的《霧都孤兒》，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我們這年齡的人都經歷過那個時代，突然出現了一批書，大家傳來傳去的，有時候一本書只能給你一個晚上，必須看完。

　　1978年我進入了電信系統開始了新的職業生涯。到電信系統非常興奮，能夠得到很多新的知識，但是干了幾年覺得基礎知識還是不行。那時浙江大學的管理系會招具有一定工作經驗的人去讀書，我獲得了一個機會，就到浙大去脫產讀書了，主要學的是現代管理的知識。這個階段最有用的還是基礎知識，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學一遍高數，和用處無關，是建立一種邏輯思考能力。遇到一件事，你會先建立起一個框架，然后再全盤來思考問題。

　　浙江大學對我的外語學習提高幫助很大，因為那時有很多美國和英國的外教。我印象特別深的是1984年，13所上海和浙江高校在浙大舉行英語演講比賽，當時我歲數最大，但是我得了第一名。英語在無意中是不會提高的，還是要有意地學習。比方說看一些技術資料，有中文和英文，盡量看英文，經常看一些英文書，看的過程也是一個提高的過程。

　　大學期間我除了參加英語演講這一類的活動以外，很少參加別的活動，浙江大學對我們是一點都不放松的，好多同學基礎課都過不了就再補考，但是非常有好處。

　　我認為不管看多少文章、聽多少講座，最后要真正搞懂一個問題，還是要坐下來，拿起厚厚的那本書，從第一頁到最后一頁全部看完，一頁都不落，這樣才算是真正能夠掌握。

　　從1G的空白到5G的領先

　　我在杭州市電信局當局長的時候，每天碰到的就是裝電話嚴重的供不應求。經濟發展了，人們的住宅條件也改變了，這時候突然就爆發了裝電話熱，排一年兩年那是很正常的。當時的用戶說不裝電話沒關系，希望先交錢，怕漲價么，結果一下子幾千個人排隊，后來我們到體育館里收費還收了好幾天。當時工作很忙，閑下來的時候一個人坐著想，究竟哪年哪月才能夠讓我們這個城市的人想裝電話就裝電話，當時真的覺得是好像是遙遙無期，但是真正干起來也就幾年就普及了，也是很快的。

　　2004年我到了中國移動，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全世界的來賓過來，要滿足通訊需要，其中最難的難點就在鳥巢，內外加起來十幾萬人會同時使用手機。所以我們布了很多基站在鳥巢內外，那天就非常順利。

　　北京奧運會以后，就是2012年倫敦奧運會。2012年，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建立了一個市長顧問委員會，我作為其中一個成員。在顧問委員會的會上，我跟鮑里斯·約翰遜市長說，倫敦奧運會都要開了，倫敦的地鐵里面還沒有手機信號，希望在奧運會之前能夠解決。鮑里斯非常感興趣，中午吃飯的時候專門走到我旁邊問我怎么解決。我說三個途徑——第一個途徑就由地鐵公司來做覆蓋；第二個途徑由電信運營商來做覆蓋；第三個由第三方公司來做，大家向它租用。約翰遜市長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他的市政部門了。

　　等了很長一段時間，倫敦市的市政廳給我發來了厚厚的一份材料，用大量的事實告訴我，這個事情沒做成。第一，地鐵公司是政府的，沒有錢；第二，運營商沒有興趣；第三方公司更沒有興趣了。所以倫敦地鐵的信號覆蓋一直沒有完成。最近我還去問倫敦的一些朋友，現在有沒有覆蓋了？他們還說沒有。我看到媒體上有人會拍出一些照片，倫敦地鐵里面人們在看書、看報紙、看經典的厚書，他們不知道人家是沒有手機信號，有的話肯定會看手機了。

　　在1G的時候，當時沒有任何選擇，每個城市建設網絡不是愛立信的就是摩托羅拉的，完全是一個空白，連手機都是進口的。2G的時候選擇就太多了，國外很多廠家都成立了合資企業，華為和中興也可以生產了。但是那時候中國的企業還是追隨，市場占有率也不是很大。3G是一個轉折，3G有三個標準——歐洲主導的WCDMA、美國主導的CDMA2000、我們中國主導的TD-SCDMA。由于我們沒有基礎，所以當時技術比較薄弱，也影響客戶的體驗。但是對中國移動來說，那是沒有選擇的，這就是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地去做。

　　但是在做3G的同時，我們又在積極地推動4G，2010年上海世博會，我們在世博園區里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TD-LTE的試驗網。3G的TD-SCDMA為4G的TD-LTE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所以到了4G，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跟國際上的標準同步了。到了5G又更向前走了一步，在制定國際標準的一些會議上，我們很多同事都擔任了小組的組長，把我們認為最好的技術制定到標準里面去。只有介入到標準的制定中，我們才會知道哪些技術是有價值的，這對后期的開發非常有好處。

　　不明朗的時候是創新最好的時候

　　今天5G碰到的情況跟當時3G的情況很像。當時3G出來了，大家來問我們3G有什么用？我們說3G有數據，但是大家還是不明白能干什么。2007年很多智能手機出來了，大家一下子明白了3G可以上網，但是這時候再來搞研發已經沒有機會了。實際上5G現在也就是這個時候，你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干什么，這時候就有大量的機會。不明朗的時候是創新最好的時候。

　　我覺得首先我們要了解5G，第二個更重要的是在5G當中找到機會，我們業內預計，整個5G的價值大約5%是網絡，95%是應用。5G一定會出現很多新的應用，不光是我們業內人士，互聯網公司也有機會。

　　4G也好，5G也好，其實最重要的是如何適用于我們的消費者，而在具體的開發的時候，不要盲目去追求最新的技術，最高級的技術。比方說移動支付，其實我們中國移動起步比誰都早，2005、2006年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啟動手機支付了，我們希望在高速公路出口的時候用手機刷一下就能過去。當時我們用了最先進的RFID射頻技術，還用了NFC近場通訊技術，它的好處就是非接觸型的，手機在設備旁邊動一下就可以了。技術很先進，我們也做了很多試驗，也是成功的，但是推廣得很慢。因為無論哪種技術都要有卡，有的還要換手機，商戶要買設備，很不方便。后來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用的是二維碼，二維碼相對來說是一種比較簡單的技術，但由于它的適用性，一下子就普及了。并不是說技術越先進越好，要看如何適應市場的需要。

　　目前，在通信行業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生態系統，但是也要看到一些不足之處，特別是在關鍵核心技術方面還存在短板。下一步我們要鞏固優勢、彌補短板，這不是一兩個企業可以解決的，需要我們整個行業的共同努力。作為電信運營商，不光是建設網絡、運營網絡，也要積極地推進技術進步，利用我們的規模優勢和經驗來推動整個移動通信行業不斷地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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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