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上海仁濟醫院胸外科主任趙醫生因拒絕患者“插隊”、被警察用手銬帶走的新聞，引發了網友熱議。

糾紛雖高熱難下，但今天涉事醫生和警察通過媒體發聲，表明對對方工作的理解、對自身工作的不足，都挺值得贊賞。

放大來看，當前，我們可謂是在遭遇一個“擁擠社會”——社會已經多元化、有多重訴求，但公共資源又很有限，導致各種社會沖突急劇增加。

這種情況下，我們尤其需要相互“擔待”。

中國醫師協會就上海仁濟醫院4.24沖突的聲明

醫、警

在過去的一些年里，醫生和警察恐怕是為社會秩序付出最多，卻遭遇最多輿論質疑的兩個群體；而二者因職業特性，對公序良俗最為敏感，因而他們針對這次事件發出的聲音，很是能夠反映當前大眾對社會秩序的認知情況。

幸好，這一次，醫、警能夠相互理解。

而此番幸運，恐怕也與他們的相似經歷不無關系——哪怕是遇到再多的不公，他們也未曾拋棄職業操守。

這“不打不相識”真不在別處，而是，恰恰因醫、警在多年的壓力下，建立并堅守了各自的專業精神。

對于醫生而言，醫者仁心始終是首要的專業精神。趙醫生就是如是“專業性”的身體力行者。

本來已經沒有了號，結果考慮到患者遠道而來，趙醫生就動了惻隱之心給患者加號；為了把患者看完，中午休息時分也在加班坐診；甚至于，當警察要采取傳喚和強制帶離的措施時，趙醫生也是本著為患者服務的想法，提出下班以后再去派出所——這在相當程度上展現了醫生的職業操守。

對于警察而言，嚴格執法則是第一要務。

客觀上，按照執法流程，兩位警察的處警措施并沒有錯。并且，他們之所以要及時帶離趙醫生，恰恰是出于顧及患者感受、公平公正處理案情的考量。

既然如此，那么令人納悶的就是，一個好醫生碰到一個好警察，為何會出現沖突？

差異

這首先是專業價值差異所致。

無論是醫生還是警察，專業價值都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天職”，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警察的天職；第二個層面是專業規范，過去一些年，醫生和警察的職業化已經得到了極大推進，在專業化的意義上，二者極為相似——他們都要求，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都應該保持理性，不應因“惻隱之心”而違背規范。

麻煩則在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景中，對專業價值的選擇會有差異。

在本次事件中，趙醫生顯然沒有接受“自我保護”意義上的專業規訓，反而還是以“天職”要求自己，他看到的是還有很多患者需要救治；而警察卻選擇了規范化的執法流程，他們看到了事件需要及時和公平處理。從各自的專業價值選擇看，二者其實都沒錯。

然而，事情也要分兩說。

從社會價值看，專業精神還是有次序的。就這個事件而言，或許警察要負的責任大一些。畢竟，在“救死扶傷”的價值面前，“社會公平”或應退居其次。哪怕是因延誤了時間而讓醫患糾紛的另一方患者感到不公，也是可以理解的。況且，警察作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本身也有更多的調節方法，比如向患者做出解釋，或者請院方代為處理等。

與此同時，公安機關畢竟是一個擁有現場裁決能力的機關，需要在執法過程中注意引導社會建設。在面對各種因職務活動而產生的沖突時，尤其需要考慮到公序良俗的形成。

比如，醫患矛盾是在醫生履行醫生職責的過程中產生的，不可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矛盾糾紛。某種意義上，醫生本人就是醫療秩序的維護者，警察執法最好考慮到維護醫生在醫療場所的權威性——否則，如果每一個公共場所都需要警察力量來介入，社會治理成本將急劇加大。

如同當事警察在反思這次事件時說的，當時如果能同醫院管理者來進行現場協調，再決定下一步的處置措施，或許就不至于出現這種狀況。

島叔覺得，不能苛求每個在現場處置的警察都考慮那么周到；但公安機關應以這次事件為起點，制定有關職務行為引起沖突時的執法操作流程，以免制造更多的誤解。

擁擠

不妨再推遠一步：在一個“擁擠”的社會里，社會秩序會有哪些新變化？又當如何維護？

變化不難體察，比如以醫院為例，到大醫院看病就像是逛農貿市場，醫生忙、患者急，擁擠不堪，稍有不慎就易引起沖突。

那原因呢？這一切的背后無外乎是一個“變化過快的社會”——快到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擁擠的社會比傳統的熟人社會更需要穩定的公序良俗。

一方面，擁擠社會意味著社會事務更加復雜。人們的身份多樣，訴求自然各不相同。比如，和醫生、警察直接相關的是，他們是健康和安全這兩個公共品的供給者。但這些社會資源如何分配，卻始終是一個大問題，且不同的供給原則會潛在地影響人們的秩序觀。

在醫療市場化的原則下，醫療很容易被當作“商品”買賣——患者很容易把自己當作“消費者”，要求得到良好的服務；醫生也很容易把自己當作一個服務者，得到與勞動付出相等的尊重。問題在于，市場原則根本就貫徹不了，這也就難免出現醫療秩序中的各種亂象。

而在專業化導向下，公安機關也持續加強了自身建設，一度在規范化建設與“四有四必”間疲于奔命，自己累了，群眾卻不見得滿意。

社會之復雜使得供、求中難免有裂隙，長此以往，重要必需品的供給者成了最容易受到抨擊的群體。平心而論，我們沒有理由不給醫、警以更好的工作環境；而最好的支持，便是支持理解他們的工作，遵守其職業規則。

另一方面，擁擠社會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的治理資源。這一社會狀態意味著其會生產出更多的“剩余事務”：那些細小瑣碎、難以定性，卻不得不解決的問題。

在一個擁擠社會里，“先來后到”是社會有序運行的基本條件。但是，在缺乏規范和自律的情況下，“插隊”也很容易演變為剩余事務。

問題恰恰在于，要有效規制這些“小事”，還非得耗費極多的治理資源。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的絕大多數治理資源，并沒有用在那些大事、要事，恰恰是花在了處理這些細小瑣碎的事情中。

想想看，有多少警力是耗費在那些“細事”乃至于非警務活動上？還有，急劇擴張的城管部門，主要的目的之一可以說是為了和小販玩“貓鼠游戲”。

覺得夸張了？嗯，在島叔調研過的某東部鄉鎮的安監所，總共才3人，2018年一年卻收到了上級68份正兒八經的布置工作任務的文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落實，工作人員玩命地24小時工作也不可能完成。

按照我們這個社會的變遷速度，以及剩余事務的生產速度，治理事務增加與治理資源有限的矛盾，只會越來越嚴重。因此，要解決困境，實在是不能指望通過增加治理資源來解決問題。

面向“擁擠社會”，唯一的應對之策是，全社會都要成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從不闖紅燈、不插隊、少吵架、多擔待等小事做起。

你做得到嗎？

文/珞珈散人

關于此次事件上海警方的通報

來源：微信公眾號“俠客島”

責編：張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