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晚上六點，正值下班的高峰。燈火通明的聯合國總部大樓，少了一位優雅干練的身影。前一刻她還一身職業裝，在辦公室與各種分析報告“打交道”，此刻卻是急匆匆地穿過曼哈頓區的街道，去給生病在家的愛人買藥。每天在職員、妻子和母親三個角色中轉換，是她的常態，她也樂此不疲。

她在1978年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經濟學系，那一年她16歲。赴美留學前，她沒想到會成為聯合國職員，一干就是28年。那一年她的人生規劃還是回國做老師。但是現在，對于聯合國秘書處經濟與社會事務部包容性發展司副司長的楊文艷來說，一直留在聯合國，除了機遇適合，更多的是一份情懷，“可能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婦女視角會讓我有更強烈的意愿去為婦女平等，為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福祉多盡一份力”。

楊文艷出生在河北的農村，是家中的長女，后面還有兩個弟弟。她覺得有一位開明的父親是非常幸運的，“他當時就說，要讓孩子出去闖蕩，這樣有了出息，離得再遠也是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會感到有成就”。父親的支持和鼓勵對楊文艷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也是在紐約大學深造期間，楊文艷和聯合國結緣。因為一門課程作業的需要，她去聯合國查閱資料，在飯廳墻上偶然看到一張招聘告示，得知聯合國空缺了一個中英雙語研究，撰寫政策報告的職位，感覺自身條件非常符合要求，“我那時候就是所謂的無知無畏吧”，沒有多想便提交了申請，經過幾番聯系和面對面的交流，最終被錄用。

在她看來，能夠獲得這次機會，也有些“天時地利”的運氣成分，“他們當時需要的是能夠分析中國宏觀經濟發展走勢和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人，但那時候中文的材料并不是很多，英文的研究更少，要去讀中央文件，政府工作報告，消化之后再寫成英文，放在這個報告里面”。恰巧，楊文艷既懂中文，又有美國留學的教育背景。“我就覺得申職時做好盡可能全面的準備是很重要的，但是有時候也不要有什么顧慮，有時候想得太多，反而成了自己的絆腳石了。”

其實，聯合國不是楊文艷的唯一選擇。1995年前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西方的一些投資銀行，大型財團開始關注中國市場，因此大規模招募了解中國市場的人做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而這恰恰是她在聯合國一直從事的工作內容。當時的上司十分賞識楊文艷，曾經拿著報紙上刊登的招聘啟事找她，“你要去申請這個工作肯定能拿到”，楊文艷回憶起這段經歷，拿起手邊的一張紙，模仿著當時上司的語氣和動作，“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申請”。

“我當時就想，如果去投行工作肯定能賺很多錢，但是我現在錢也夠花了，工作環境也適合我，有著為世界人民服務的小貢獻，我要那么多錢到底能干什么。”面對更高的薪資待遇，她選擇繼續留在聯合國。楊文艷覺得當時作出這樣的決定，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年輕不是很務實，另一方面，現在的工作在她看來，有一種使命感，“我覺得中國教育出來的年輕人都會有這種情懷，或者說我們自己總是有這種愿望，就是要超越小我，想著自己能做一點對人類有意義的事情”。

對于兩個孩子，她也有一些期望，“希望他們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善良的人，做一個不要處處總是想著自己的利益的、有情懷的人。當然也希望他們是優秀學生。”在傳統觀念中，像楊文艷這樣的女性，在事業上“巾幗不讓須眉”，還能兼顧家庭的少之又少。楊文艷認為，無論環境如何，自立自強是最重要的，“有時候可能為了家庭，犧牲一些事業，或者為了事業無法顧全家庭，但最根本的還是自己要上進，事業和家庭其實是自己的后盾”。

楊文艷喜歡把自己的工作比作橋梁，“我們主要是政策分析，把學術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與聯合國的議題掛鉤；把聯合國和成員國聯系起來，把全球性的策略和建議再應用到國家層面”。正是這樣一座橋，構建了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工作的基本框架。從學術理論到實際政策，從聯合國決議到國家具體項目，DESA更像四通八達的血管，為這條工作線的每一個環節輸送原料。

在婦女發展司工作期間，楊文艷經常要與那些基層的婦女組織打交道，搭建起了和全球女性溝通的一個橋梁。而當她意識到自己的工作真的為她們爭取平權的一些活動造成了積極的改變時，發自內心的喜悅難以掩飾地表露出來 “可能當時工作很忙，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也沒有多想自己工作的意義，但現在回過頭去看，就有種榮譽感和成就感。”

聯合國是一個世界大家庭。在聯合國的各種工作崗位上，無論是維持和平、促進發展還是維護人權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來自不同國度的女性為了實現聯合國的奮斗目標而在努力地工作。古特雷斯秘書長到任以后特別關心性別平等的問題。他提出在他五年任職之內在各個級別的男女比例要達到平等。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中，像楊文艷這樣的女性職員，也會一起搭建聯通婦女平等的橋梁，因為心中存有的情懷，一直熱愛，樂此不疲。（文/袁潔）

（專題策劃：張超、王君超、周廷華；監制：張超、金蕾蒞、王君超）

責編：張青津、劉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