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的紐約異常寒冷，但是，當我們跨進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的會議室里，還是感到了一派春天的氣息。一位優雅的中年女性站在會議室歡迎我們，她一身唐裝，笑容燦爛。當我們品評她衣著的“中國風”時，她把我們領到對面的個人辦公室，指著里邊的非洲版畫、東歐的陶罐、南亞黑泥小馬和水墨熊貓畫說：“其實在聯合國工作，我們身處和營造的，都是一個多元文化并存的環境”。

    話題從她的職業選擇開始，王曉軍和我們分享了她在職業選擇方面的一個問題：“你是誰？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誰？你的未來會是在哪一個領域？”

她說，首先必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我覺得這個方向感對于選擇職業很重要，世界很大，各行各業都很精彩。對于希望加入聯合國的人來說，首先應該評估一下這里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心之所向。

對于她自己來說，從大學畢業時的職業選擇，到叩開聯合國的大門，無異一個漫長的心路歷程。20多年前的一個雪夜，快要畢業的王曉軍獨自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操場上轉了一圈又一圈。與那些還在在招聘會上尋找機會的同學相比，此時的她已經勝券在握——已有三個單位釋放錄用信息。

“當時我只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哪一個工作離我的心最近？我覺得如果我選擇了離我心靈最近的一份工作的話，我將來不會被任何外界的壓力和誘惑混淆我的感受和判斷力。因為別的都可以比，但是離你心靈最近的距離是不能和別人比的。教育離我的心靈最近，所以當時就做了選擇。”她最后選擇了去教育部，放棄了另外一家部委和一個著名國企。她說自己從來沒有后悔當初的選擇。

正是這個選擇，讓她感受到了個人選擇與心靈的距離，也客觀上拉近了與聯合國的距離。“因為是你自己做了一個選擇，你覺得它離你的心靈最近，所以你會非常地投入，會屏蔽一些可能產生的噪音。你覺得很多因素本來就不在你當初做選擇的坐標系里面，所以它們不會涌動去牽動你的心。比如在教育部國際司的時候，我覺得能夠沉下心來去做真正的教育扶貧項目，讓我的心里感到非常滿足。”這個選擇給了她接觸國際組織教育合作項目的機會。

其中，青海省藏區小學的援助項目就像一盞明燈照亮了她人生規劃和職業發展的道路，讓她更明確了她是誰，未來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讓她更堅定地朝著這個方向走下去。她用三個畫面概括了這段經歷。第一個畫面是粗獷豪邁的戈壁灘。當時她和一位國際專家乘車穿過戈壁。專家沉醉于眼前蒼涼的景色，經常要求下車拍照，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而，王曉軍覺得這種景象讓她感到陣陣心酸，因為她的心里呈現的是多少家庭要在這種貧瘠的環境下生活。

隨后，他們來到了藏區小學。剛進學校，一行人就被孩子們圍了起來。他們眨著好奇的大眼鏡，仰著頭，打探著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邊疆地區，風沙極大，吹得大人灰頭土臉的，好動的小孩子更跟小花貓一樣。她蹲下身，跟孩子們聊天。王曉軍記得，“那些孩子的眼睛非常清澈，特別亮，跟你在城市里見到的小孩子眼睛一樣。雖然他們的衣服上有很多土，但是你知道一樣的生命和靈魂在不同環境下生長，我覺得他們的眼睛提醒了我。”

孩子們明亮的大眼睛是令她印象深刻的第二個畫面。后來，專家和王曉軍去會議室開會。學校老師們在會議室門口放了一盆水，盆沿兒上搭著一塊毛巾。盆中的水上清下濁，底部沉積著一層沙土。這不是接待的疏忽。實際上，這所小學位于戈壁地區，氣候十分干旱，這一盆水已經是他們能提供的最好的“待客”方式。此時，王曉軍忽然想到孩子們臟臟的小臉兒，看著這盆水，心中無限地感動。

“這三幅畫面，貧瘠的戈壁、孩子明亮的眼睛和一盆讓我感動到舍不得用的水，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這些東西至今常常在我的腦海里浮現，始終指引我一次次的判斷和選擇。”

在平淡工作中發現“職業興奮點”

在教育部工作期間，王曉軍獲得了去英國倫敦大學深造的機會，攻讀教育與國際發展博士學位，導師當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級顧問。讀書期間，她面臨兩個選擇，一是在校內幫助處理國際學生事務，一是輔助導師做教科文組織研究工作。

“很多同學會認為輔助導師做教科文組織研究項目可以直接有利于畢業后去那里找工作，可是我的想法是在校園中幫助處理國際學生事務。”其實，這并不是她做出的第一個令大家不解的選擇。

高三時，王曉軍在省重點中學成績優異，老師和同學都勸她選擇報考北京大學或者外交學院，而她卻考慮到家庭的需要，接受了報送進中國海洋大學外語系。父親曾問她，你真的這么想？將來不會羨慕同學去清華北大嗎？她說，我自己選擇的，怎么去羨慕別人呢？

在倫敦大學處理國際學生糾紛的一個又一個案例中，她逐漸了解了國際政治，過去在電視上看到的文化和種族沖突畫面一下子立體了起來。她開始更加明晰了自己的職業興奮點，她感到自己關心的問題其實是沒有國界的，非洲的饑餓，巴勒斯坦地區的沖突，和國內藏區孩子的教育，一樣觸動她心靈的最深處。

也許是這段經歷的啟發，她開始認真思考投身國際組織工作。2002年，她應聘來到了聯合國開發署駐華代表處工作。

自愿選擇聯合國最低職位

在聯合國聘用的國家雇員體系中，初等專業職位是A級，其上為B級，C級，D級。當年，她應聘到的職位標注的是A/B級，表示有兩種定級的可能性。憑借在讀博士以及多年工作經驗的“硬件條件”，王曉軍有條件成為B級員工。但是，當開發署人事部門通知她該職位被初步定為A級并詢問她的反饋時，她欣然接受了。“當時雖然了解到有爭取B級的可能性，卻完全不想用心思去討論這個問題，我絲毫沒有猶豫，直接入職成為了A級員工。我覺得我剛進到這個機構需要全面學習和了解這里的業務流程和內容，從最低的職位做起不見得是壞事，這樣下一步發展會更加順利、輕松一些。入職之后，我發現，因為我相對較多的研究和工作經歷，同事們會很尊重我的專業能力，同時又因為我在專業項目官員里級別最低，他們在交代我做很多輔助工作時也不會有什么心理負擔。 這樣一來， 我其實了解的整個業務鏈條，獲得了更多更全面的鍛煉。”

這段經歷讓她受益匪淺。王曉軍提到，“高層決策如果做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可能是因為最初的落腳點錯了。比如現在我在辦公室負責常務工作，包括所有業務和運營。我做一個項目決策的時候，經常會直接嗅到可能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許源于一位助手算錯了財務上的數值，或者忽略了一個管理程序上的必要步驟。這個直覺不是來自于第六感，而是來自于當年我做過那些基本工作。”A級員工讓她了解了不同環節工作的重要性，極低的入口給了她非常廣闊的學習空間。

觸類旁通是王曉軍的學習態度，她不想把自己限定在條條框框里，盡管很多事情并不是她熟悉的領域，但是她都愿意去嘗試和了解。在開發署工作時，除了教育外，她還負責過衛生，艾滋病防治，扶貧，民主治理，性別平等，和災難管理等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后幾周內，余震未消，王曉軍自告奮勇代表開發署去現場評估受災人群的需求。在之后的數月內，動員了多方資源，創建了開發署駐華代表處的災難管理團隊和項目。

王曉軍平靜地說，“我當時說我去吧，并不是說我這人多有勇氣、多英雄主義，而是因為我的個人經歷更加合適這次任務。我既有扶貧經歷，也有教育專業知識。我在辦公室里可能是唯一學教育出身的，當時受災的學校很多，孩子們恢復學業對于社區災后恢復和重建太重要了，于是我就去了。”

職業規劃寄語：切勿“浮躁地開始，匆忙地結束”

王曉軍認為，“聯合國不能像私人企業那樣，付出和經濟報酬基本成正比。如果把升職加薪的問題放在前面，聯合國常常是不能及時滿足你的。如果把對發展的關切和把事情做得越來越好放在首要位置，對于那些物質的東西保持隨遇而安的心態，工作和學習的動力就會源源不斷，成就感自然而然就來了。在任何一個機構發展，尤其是在聯合國機構發展，從我自身的經驗來看，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它不是一條獨木橋，不是只要你上了這條橋了，你就能到達彼岸了，不是這樣的。我個人的體會，就是每一步職業的成長，其實都汲取了我在其它領域一些工作給我的營養，這樣才會在職業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富有靈感和動力。”

在王曉軍的職業生涯中，還有一段負責艾滋病防治的工作經歷。當時，聯合國開發署計劃培養一個人去管理這方面的項目，需要先進行為期一年的線上課程學習，期間前往南非實地考察。“當時大家都不太了解這方面的知識，我想這個領域挺重要的，涉及到很多家庭的幸福和人的基本權利等，我愿意為此多付出一點努力。于是我就登記了利用業余時間的在線學習和實地考察，順利畢業后就兼任了這方面的工作。

王曉軍認為，很多年輕人比較希望走捷徑，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有的人來聯合國實習以后，就指望著下一步拿到一個職位。一旦入職，就數著年頭計劃自己能否步步升遷。 其實，如果執著地走這樣一種直線發展路徑，很快會出現職業路徑越走越窄，成長后勁不足的問題。這樣必然導致這樣的后果:“浮躁地開始，匆忙地結束，沒有長遠的發展可言。”王曉軍期待更多有志青年積極投入到國際和平發展與合作的事業中來。（王洋）

（專題策劃：張超、王君超、周廷華；監制：張超、金蕾蒞、王君超）

責編：劉金鵬、張青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