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南京一位女房主坐在售樓處沙盤上維權，結果導致沙盤損壞，已被刑拘，且需賠款五萬。這是四月奔馳女車主坐引擎蓋上維權一事，在輿情領域結出的最新的“瓜”。

部分媒體使用了略帶調侃的“悲催”和“東施效顰”，來形容這場維權。不止一個論者指出，現在對“以鬧維權”當有所警惕。為什么坐引擎蓋可以，坐沙盤上不行？原因很簡單，引擎蓋是自己的，是私產；沙盤是別人的，損壞則涉嫌故意損害財物。

這是事實的基本面。但這場維權沒有得到輿論同情，也因為它已經趕上了輿論的“超限效應”，心理學上，這是指刺激過多和作用時間過久而引起的心理極不耐煩甚至反抗的現象。坐引擎蓋，被看成奔馳車主創造的一個新的維權“模板”。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中，同類事件批量涌現，奧迪、寶馬的消費者紛紛登上了引擎蓋，已經快速消費了這個模板，使其在大眾心理上變得塑料化了。

對消費者來說，以公共輿論為杠桿進行維權，成功與失敗都源自同一邏輯。在一些信息不對等、話語權不對等、解決問題成本不對等的市場領域，將事情放入公共輿論場景、引發共情，會高效率的調動各個環節的監管介入，將制度壁壘減到最小，將維權成本降到最低。但這對揣摩大眾心理、輿情走向的精準度，有特別高的要求。大眾同情需要一個理想的受害者形象，大眾激憤需要有新鮮的強刺激，這兩點都可能反噬想要借用這個杠桿的消費者。

比如在奔馳維權案中，車主因為被爆出其所在公司“被商戶維權”的新聞，而遭受了部分輿論的倒戈，這也是在接受“完美受害者”的拷問。實際上，她所在的公司的債務問題和她本人的債務問題并不是一碼事。又比如在這次“悲催”的沙盤維權中，按照媒體報道，業主針對開發商的維權由來已久，“業主群已經成為了維權群”，并不僅僅是這位女士單個人的問題。但比起開發商到底有無違約，輿論更關心“模仿引擎蓋維權弄巧成拙”這樣的故事內核，因為這相對于已經被消費過的“坐引擎蓋”，已經成了新的強刺激。

太陽底下無新事。在農民工欠薪問題被制度設計和技術手段逐步覆蓋之前，每年農歷年前的新聞中都有農民工討薪的新熱點，而且這些討薪方式每年都不重樣。跳樓討薪有之、當街拉橫幅討薪有之、吊塔討薪有之、赤身討薪有之……凜冬歲尾、此情此景，讓人感到蒼涼的不僅是問題的長期性，還有大眾輿論在給與同情時無意識的刻薄——如果想博取同情，必須換出新的花樣。這個傳播語境，今年借用輿論維權的消費者正在經歷。

農民工討薪的爆點新聞，近幾年已經少的多，監管的合圍與技術手段的強勢介入，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維權者的路徑依賴，使后者更不容易采取成本和不確定性高的輿論維權手段。讓消費者從引擎蓋上下來，一樣要經歷這樣的過程。就比如在南京房主維權一事上，還要一碼歸一碼，她要為故意損害財物負擔相應刑責民責，但她背后的業主群體的維權并不因此就沒有了合法性，也不能因此就無機構過問。（光明網評論員）

責編：吳正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