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勛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破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完善中小企業融資政策，進一步落實普惠金融定向降準政策；支持利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加快中小企業首發上市進度，為主業突出、規范運作的中小企業上市提供便利完善的財稅支持政策，改進財稅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支持，減輕中小企業稅費負擔，完善政府采購支持中小企業的政策，充分發揮各類基金的引導帶動作用。

  隨著國家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簡政減稅降費政策逐步落地，當前供需兩端呈回暖態勢。3月制造業PMI重返擴張區間，升至50.5%，比上月上升1.3個百分點。大型企業PMI為51.1%，比上月低0.4個百分點，高于臨界點；而中、小型企業PMI為49.9%和49.3%，分別比上月上升3.0和4.0個百分點。中小企業景氣度較前值有明顯回升，雖仍低于榮枯線，但與大企業景氣度差距有所減小，這顯然和前期政策加大對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支持力度有關。

  中小企業則更貼近終端消費市場，對經濟下行的感知往往更為深刻。繼去年并購重組交易規模顯著增長之后，今年上半年新三板市場并購重組升溫趨勢顯著，1月就有19家掛牌公司披露19次收購報告書，其中10家小微企業披露10次收購報告書。顯然，這源于經濟增速處于下行周期，中小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加大，擴大再生產面臨資金壓力。這種以并購來擺脫困境的趨勢值得持續關注。

  國內外市場環境的變化令中小企業面臨的生產成本上升、融資難融資貴、創新發展能力不足等問題短期難以改觀。有經濟學家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直言，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問題在于金融體系。由于金融專業的風險識別和定價能力不足，導致眾多中小企業感受到融資成本高，經營壓力大。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比大型企業高約2個百分點。

  歸納起來，導致金融資源對中小企業匹配不足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融資供應方的問題。在現有銀行經營模式中，信貸審批權限和風險控制通常逐級設定，總行對基層分支行的控制往往很嚴，常常忽視地區經濟差異，存在“一刀切”做法。在經濟低迷、壞賬管理趨嚴的形勢下，商業銀行在產品創新、風險控制方面都在上收權力，基層銀行在信貸上幾乎沒有什么政策彈性。二是融資需求方的問題。由于中小民營企業在可抵押資產、經營管理的規范程度、真實信息披露等方面，都不能讓銀行方面信服，因此他們獲得銀行融資的渠道并不暢通。這往往表現為現有銀行管理模式下的“有效信貸需求不足”。三是中介服務方的問題。很多時候，由于缺乏類似的中介服務方，只能由企業來承擔增信角色（如企業擔保），結果造成“擔保鏈”的局部系統風險。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國有銀行不愿給民企貸款，可能只是表象，實質是銀行缺少與民企風險相抗衡的手段。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允許銀行對貸款企業的風險靈活定價，目前只允許企業貸款利率上下浮動50%。年初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強調“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實際利率水平”，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表明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今年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

  有鑒于當前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央進一步出臺支持中小企業的政策舉措，4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的中小企業促進法執法檢查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強調“要為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都是為了消除經濟尾部風險，改善市場風險偏好，推動寬信用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當然，要真正解決融資難問題，還需針對各種問題采取系統性的措施。比如允許商業銀行加大政策彈性，出臺更多因地制宜的信貸政策；比如放寬市場準入，鼓勵社會資本進入融資領域；比如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鼓勵金融創新，包括機制創新和產品創新；比如加強直接融資市場建設，使金融風險價格的形成更多樣化；比如鼓勵企業發展成財團，通過財團發揮產業組織、金融資源融通、增信等作用，有效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比如政形成法治化的市場環境等等。此外，金融業也要通過改革來有效管理和配置社會儲蓄和財富，將其轉化為實體經濟投資。一方面，需從金融機構主體改革入手，建立市場化競爭機制，特別是建立退出機制；另一方面，建立透明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為形成市場利率建立合理預期。

  （作者系資深宏觀經濟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