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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勇

　　央行副行長潘功勝本周一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9年會上表示，未來要更好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的規則性、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再清楚不過，未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讓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作為要素市場的重要價格，匯率是有效配置國內國際資源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及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都有利于增強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優化資金配置效率，增強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從1994年起，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形成市場匯率。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10年6月19日，央行對人民幣匯率浮動實行動態管理和調節，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2014年，人民幣匯率從單向升值轉為雙向波動。對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1994年是0.3%，2007年擴大至0.5%，2012年擴大至1%，2014年再擴大至2%。

　　可以說，擴大人民匯率浮動區間是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的制度安排，雙向浮動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短期內的升值和貶值都不能簡單歸結為某種趨勢，而應更加關注中長期趨勢。隨著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的推進，人民幣將與國際主要貨幣一樣，有充分彈性的雙向波動會成為常態。如果匯率出現異常大幅波動，央行將實施必要的調節和管理。

　　再來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改革。2015年“8·11”匯改，主要就是改革中間價定價機制，讓人民幣定價機制實現透明化。而且，之后三年多，央行對中間價定價機制的改革從未停歇。從2015年年底推出“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到2016年年底進一步擴充一籃子貨幣種類，再到2017年2月中下旬縮減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計算時段、2017年5月底引入逆周期因子，最終形成“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的中間價報價新機制，有效對沖了市場情緒的順周期波動，匯率調控的自主性大增。2018年以來，“逆周期因子”已回歸中性。另外，央行還三次調整政策工具，在2017年9月取消了已實施兩年的匯率風險準備金，2018年8月，恢復外匯風險準備金至20%。

　　足見，針對外匯市場出現的順周期波動，央行運用已有經驗和充足的政策工具，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在必要時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逆周期調節，保持了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隨著市場各方對匯率波動容忍度的顯著提升，市場主體行為更為理性，我國在走向浮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征途中邁出了堅實步伐。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超過2%。而且，今年人民幣匯率運行環境或將面臨“一個改善”和“一個利好”，即中美利差正重新朝向有利于人民幣匯率上行的方向運行和改善，資本項凈流入有望對人民幣匯率形成利好，這意味著匯率貶值壓力顯著減輕。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經濟運行與政策取向的相對變化，而兩國利差波動是對這種相對變化的直觀反映。分析顯示，2018年中美利差大幅收窄是中國國債利率下行和美國國債利率上行共同作用的結果。今年以來，中美利差開始脫離低位，最近已回到接近70基點的水平。美債利率下行是這種變化的主要推手，根源在于市場對美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了大變化。這一點，可從上周美聯儲3月議息會議按下加息“暫停鍵”的決定中得到充分印證。由此，市場對全年人民幣開啟新一輪強勢周期又多了幾分期待。不過，筆者想在這里重申，無論如何波動，未來的人民幣匯率走勢都將會越來越市場化，管理層對市場的首要保障就是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穩定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由此推論，當下更重要的是繼續穩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為基于實需原則的進出口企業提供匯率風險管理服務，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推進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直接交易市場的發展，完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礎設施，支持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待上述基礎條件成熟后，再擇機繼續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區間，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繼而向“清潔浮動”穩步邁進，完成匯改的“最后一公里”。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人民幣國際化與可兌換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