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學軍 理想主義者的下一城

　　對嘉實基金董事長趙學軍的采訪，從一段美國往事開始。雖已過了二十年，但回憶起1999年在大洋彼岸考察美國基金業的情景，趙學軍依然覺得歷歷在目。

　　在彼時波士頓最高大樓的旋轉餐廳里，美國一家基金公司接待了這群從中國遠道而來的基金人。那個中午，讓趙學軍久久不能平靜的，并非不遠處波士頓海灣的絕美景致，而是坐在對面的那群人，以及他們所展現出的投資理念和機構文化。

　　這家叫Pioneer的公司，是當時全球資歷最深的基金公司之一。對于嘉實基金及其代表的仍處在襁褓期的中國基金業，Pioneer給予了讓趙學軍感到意外的重視和尊敬。那天，Pioneer全部管理層成員與趙學軍一行共進午餐。“當時我們幾個中國人都是三十幾歲，這在中國基金業里已經是最老的了，而Pioneer的管理層全都在七十歲以上。”趙學軍回憶道，“與他們探討下來后，我感覺無論是理念、經驗，還是對行業的認知，以及管理規模，我們與他們的差距都太大了”。

　　同樣是二十年前的美國之行，趙學軍還拜訪了Putnam——全美最大的投資管理公司之一。

　　“我為什么要見你？你們那么小的公司，對我們有什么益處？”這是Putnam的董事總經理甩給趙學軍的第一句話。這個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起來有些可笑的問題，在當時卻傳遞著冰冷卻又真實的華爾街叢林法則。

　　嘉實的“野心”是否緣起于那次美國之行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向全球最頂尖者看齊，始終是趙學軍的決心——既是對強者的尊敬，更是現實的要求。

　　“我們選擇諾曼底”

　　人無遠見，必有近憂。

　　對于中國公募基金行業的未來，趙學軍點出了一道選擇題：敦刻爾克大撤退，或者諾曼底登陸。

　　“如果說五年前是泥濘期，現在就是‘泥濘+玩命’。”他直言，公募基金公司挑戰巨大。一是新的市場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即便在本土市場上，不僅有公募、私募，還有保險、銀行系和銀行理財子公司、信托、券商，甚至貝萊德、橋水等外資機構。

　　“每類機構的稟賦是不同的，例如銀行系和銀行理財子公司有渠道優勢，外資機構有全球市場投資稟賦，保險資管有資產負債表支撐等等。這一市場競爭格局，對最早一批基金公司而言是相當大的挑戰。”

　　二是產能過剩所帶來的挑戰。“國內的金融市場沒有長期資金，且管錢的機構產能過剩，機構之間只能激烈競爭。一方面通過業績，另一方面通過費率。”在這場他形容為“成年人的競爭”中，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那就是全球資金都在向頭部機構集中。怎樣成為集中方向，而不是流出方向，這是有遠見的機構必須思考的問題。

　　“對很多機構來說，在如此慘烈的戰斗中會選擇敦刻爾克撤退；對少數機構來說，這也許就是諾曼底，是站住腳跟并進行反攻的機會。”他說。

　　趙學軍的選項，一直很明朗。“我仍然愿意把二十周年的嘉實所面對的這一刻想象成諾曼底，盡管有慘烈的戰斗，但還是有機會，并且機會大于危險。”他說。

　　下一城，靠什么？在他心里，更終極的答案是思想。

　　“從過去二十年全球市值50強企業的變化中可以看出，目前全球市值前10大的公司與二十年前全然不同。二十年前通用、美孚、沃爾瑪等企業榜上有名，今天則是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等清一色的科技公司占據鰲頭。這些公司擁有各自獨特的商業密碼，人力資本卻是這些企業共通的核心價值，即通過思想上的自由，保證對創新的追求。”他一語道破。

　　“當我們反觀自我，我們發現除了業績、規模、利潤和品牌之外，更能代表嘉實的應是理想和思想。”他說，嘉實更相信思想之于投資，擁有更為獨特的稟賦——從發現投資價值，到為客戶創造財富，啟迪與匯聚新的投資思想，引領資本向產業的有效配置。

　　一個人的思想，如何變成一家公司的思想，又如何轉變成公司的執行力？他看到了文化和制度的力量。

　　今年年初，趙學軍在嘉實年度戰略會前一天的晚宴中，對公司董事總經理做了一個演講，演講的關鍵詞是：同愿、同信和同舟。

　　“我們有什么樣共同的愿望？我們相信什么樣的規律才能成功？我們是什么樣的關系？”

　　答案直指嘉實期待的合伙人文化的核心。“我們等待合伙人制度真正到來的那一天。我自己覺得，進入2019年，應當可以看到曙光了。”他說。

　　嘉實，科技公司？

　　面向未來的嘉實，做著一連串讓人眼花繚亂的布局——

　　2016年7月，嘉實基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功掛牌，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投資、大類資產配置，幾十名博士在趙學軍親自帶領下走在金融研究前沿。2018年10月，嘉實基金與彭博聯合宣布建立全球戰略伙伴關系，在智能投研、研究管理以及數據管理等方面展開多方位合作……

　　“我能保密嗎？”面對中國證券報記者的詢問，趙學軍笑道，“我不想講，是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有一些獨特的認知和基于長期所建立的一套框架。”

　　在記者的追問下，他揭開冰山一角： 

　　“當你做判斷和決策的時候，數據和數據間用什么邏輯連在一起？怎么證明這個邏輯是對的？怎么抓住主要矛盾？”一連串蘇格拉底式的提問，勾勒著一套復雜體系之下的端倪，“你需要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方法，賦予每一個節點以適當權重。當你真正做大數據下的決策時，還需要形成決策體系和配置方法論。”

　　“說到這兒，意思基本上也就出來了。”他點到為止。

　　值得注意的是，轉任董事長之后，趙學軍已將多數工作交給繼任者總經理經雷打理，甚至包括備受其重視的海外資產管理業務，但是金融科技的團隊，趙學軍仍親自在抓。“這件事，做還不一定能做成，還不一定能做對，但不做絕對是錯的。”

　　“數字化、人工智能，嘉實肯定做，而且力度只會比別人大，不會比別人小。”趙學軍說，“我就不覺得人工智能能在一夜、一天、一年甚至三五年就做成。所以，要從地下室開干。我們現在還是地下工程，但未來我們肯定特別有競爭力。”

　　為什么如此執著？這或許可以追溯到趙學軍及嘉實的投資方法論——深度基本面投資。

　　“我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不僅僅是價值投資，還有別的方面。因此，嘉實基金是一家堅守基本面投資的公司，堅信研究驅動和深度認知，堅信主動投資能夠創造更多價值。”正因為客觀認知西方與中國資本市場的差異，嘉實重新定義了適合中國非有效市場的正確假設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優化與實踐投資理論。在趙學軍看來，價值投資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唯一成功的方法。基本面投資是比價值投資更廣義的概念。

　　嘉實所堅持的基本面投資，力求明確每一筆投資收益的來源和邏輯，相信只有基于深度研究、深度認知、多元思想碰撞、相互校驗所形成的投資策略，才能夠和其所創造的投資收益一樣，隨著時間而“滾雪球”。

　　“我的核心在于，我投的任何一個東西都要比別人更懂。”他進一步解釋。嘉實的投資脈絡，從本土到全球，從二級市場到上游和另類，從資本增值型投資到收益獲取型投資，或許正是基于一個樸素的方法論。

　　實際上，二十年前接待趙學軍的Pioneer如今已經沒落，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固守深度價值投資，而錯過了美國市場科技類企業崛起所帶來的巨大投資機遇。長江后浪推前浪，站在巨人肩膀的嘉實，走得更遠。

　　那么，“數據+科技”戰略、金融投資智能化，這些關鍵詞的背后，嘉實會否以科技公司的姿態再下一城，這是下一個懸念。

　　理想主義下的戰略耐心

　　在探索路上的不懈追求，或許是趙學軍最大的滿足感。

　　二十年來，嘉實基金從一家最初幾乎是一窮二白的小公司，成長為一個體系完整、理念清晰、有相當競爭力，而且是面向未來的機構。趙學軍說：“如果說有成就，我覺得最大的成就是嘉實有了一個青壯年時期的資產管理公司雛形，可以參與全球競爭了。”

　　嘉實每每顯得超前的戰略布局，如今就像“珍珠”般被一一串起——

　　2009年，嘉實明確提出“國際化”戰略，同年推出“全天候、多策略” 投研模式1.0； 2012年，嘉實成立財富管理子公司；2015年，嘉實成為在紐約建立分支機構的首家中國基金公司；2017年“全天候、多策略”投研模式3.0升級，重塑了市場對基金投資管理方法論的認知……

　　這種超前，近乎是理想主義。“嘉實是一個戰略導向的公司，戰略導向跟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相關，我們想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做一個卓越的貢獻者，像許多中國優秀的企業一樣”。

　　理想主義者，從不回避曾有的挫折。“坦白講，嘉實的國際化還沒有達到我的預期，真的進展很慢，這條路太難了。”他淡然一笑，說了一句熟悉的話，“嘗試或許不一定成功，但是不嘗試絕對是錯誤。”

　　實際上，就在中國的基金公司熱衷于本土作戰之際，趙學軍已清晰地認識到，如何獲得全球投資者信任，是國內資產管理公司面臨的最大挑戰。“嘉實所面對的，就是這么嚴峻的國際戰場。在這里，我們還缺乏品牌，這個品牌不是打打廣告就能有的”。

　　他已經敏銳地看到了好的端倪。“當前全球投資者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關注中國資本市場的股和債，PE、VC也已讓全球投資者嘗到了中國市場的甜頭。”嘉實不排除會在其他維度進行探索。“現在我們采取從外向里殺的方式，是否可以從里面向外突破？這些都可以探討。” 

　　“那什么樣才算做成了？”記者問。

　　“可能嘉實在一些業務的理解上與貝萊德有所差別，但我仍然認為，貝萊德就是我們理想的樣子。”趙學軍沒有絲毫猶豫。

　　所謂戰略耐心，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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