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草生態董事長 王召明 |
記者 王子霖
你可曾想過,內蒙古人民口中稱為“萬畝草原”、自治區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的主會場呼和塔拉草原,幾年前居然是砂石遍地的荒灘?你能否相信,國道318線、風景如畫的西藏高速林芝到拉薩段沿線,原先竟是寸草不生的崖壁?你是否知道,曾經的科爾沁“沙海”已經化為片片“綠海”……
生態環境變遷的背后,是社會各界重視生態環境、攻堅克難齊心治理的結果。全國政協委員、蒙草生態董事長王召明接受上證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國生態治理取得階段性成果,但綠色經濟背后更需要“特色種業”的資源保障。
為保護珍貴的特色種質資源,十幾年來,蒙草生態翻山越嶺丈量干旱、半干旱地區。無論是少雨多風的荒漠地帶、無人涉足的草原深處,還是大火后重生的森林、陡峭險峻的高山坡段,凡是能發現優質鄉土植物草種的地方,都留下蒙草人勤勞的足跡。
尋找道地種質資源
在我國生態環境治理中,道地的鄉土植物和特色種業嚴重短缺,目前僅生態修復用種、牧草用種、草地草坪用種三大類就有90%以上依賴進口。何為特色種業?王召明告訴記者,包括道地的原生物種、藥用植物、生態環境用種在內,具有地域特色的種質資源均可被稱為特色種業。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每一寸土地都有最適宜生長的物種。”王召明認為,過去我們在生態修復和生態建設時“繞了遠路”,不少修復工程效果不及預期。究其原因,正是因為栽種的物種并非100%適合當地地貌的原生物種。但是尋找原生物種談何容易,由于人為破壞、自然環境變化等因素,很多地方的原生物種已經瀕危,甚至滅絕。
“土壤含沙量、含鹽含堿量、微生物情況,溫度、濕度、光照,氣候、海拔……影響物種生長的生態變量極其復雜。”王召明強調,單是溫度這一變量,每變化一度就會給作物的生長帶來影響。外國學者在全球大豆主產地巴西馬托格羅索州的研究表明,氣溫每上升一度,當地大豆和玉米作物的產量會下降9%至13%。
“例如針對林下草坪和公路綠化帶,我們會選用抗旱、略耐蔭的禾草組合;河堤、邊坡等則以根系發達的多年生草本及灌木為主;針對程度不同的鹽堿地,我們就用不同類型的植物修復。”王召明解釋道,要在地貌特征的基礎上,根據當地氣候條件選擇最適宜的種類。
二十余年來,以“師法自然”為原則的蒙草人一直在尋找道地的鄉土植物。目前,蒙草生態已建成較完備的鄉土植物種質資源庫,共收錄中國植物數據信息2.7萬種,保存到種質資源庫中的鄉土植物種質資源2000余種、植物標本2000余種、土樣40萬余份。“但這遠遠不夠。”王召明告訴記者,“僅內蒙古的各類植物就有近3000種,我們目前收集到的種質資源還不及總數的一半。”
呼吁扶持特色種業
作為土生土長的內蒙古企業,蒙草生態很早便意識到鄉土草種的重要性,但搜集、研究鄉土植物種子卻是一項極其漫長、枯燥、艱辛的工作。內蒙古地形東西長、南北狹窄,地形及氣候條件復雜多樣,植物種類繁多,各種植物的花期長短、結實接種時期各不相同,收集野生植物種質資源工作難度不小。
“多年來,蒙草人幾乎走遍了北方大部分干旱、半干旱地區,從內蒙古最東邊的呼倫貝爾,到最西邊的阿拉善,再到新疆、西藏、甘肅、青海、寧夏、陜西、山西、河北等地區,凡是能發現優質鄉土植物草種的地方,都留下了蒙草人踏足的痕跡。”但王召明深知,僅憑一己之力研究、應用特色鄉土種業是遠遠不夠的。
今年兩會,王召明的建議都是圍繞加強特色種業的保護與應用展開的。他告訴記者,目前國內收集和培育特色種業的主要參與者包括企業和科研院所,其中科研院所和部分高校掌握大量種業科研基金和品種成果。他希望未來能夠建立成果轉讓機制,打通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的成果互通渠道。
另一個培育特色種業的關鍵環節是對種子進行野生引種馴化、利用分子生物學手段進行育種,篩選抗旱、抗寒、抗貧瘠、抗鹽堿等具有抗逆性特征的、適合不同地區生態環境的鄉土抗逆性植物。據介紹,迄今為止由蒙草生態馴化繁育并推廣應用的植物超過160種。
不單是生態用種,包括道地的原生物種、藥用植物用種、飼草用種都非常稀缺,原生物種的種源保護十分緊迫。作為“愛草之人”,王召明表示,為進一步挖掘、保護我國具有特色種業的品種,希望監管部門能夠加快對特色種業品種的審定,并加強市場流通環節、知識產品和品種權的監管,提高社會資本和企業的參與積極性。
“特色種業發展需要國家管理機制與社會組織雙輪驅動。中國的特色種業發展還在初級階段,種業又是一個需要長周期科研和育種的過程,因此種業的基礎建設和前期投入成本高,需要國家有針對性的鼓勵政策,從政策和金融扶持的角度給予幫助。”
建立生態大數據平臺
“大數據的應用在我們生產、生活中已經非常普遍,但在農牧業和生態建設中的應用還不是很多。”王召明認為,生態建設、特色種業的發展更需要大數據的應用思維。我國目前的基礎設施和網絡技術已非常成熟,從蒙草生態自身搭建的數據平臺來看,技術方面已不存在難關。
事實上,與王召明懷有同樣想法的同行不在少數,但行業間的壁壘成為一道障礙。以蒙草為例,公司現已為內蒙古、西藏、青海、陜西等地建立了生態大數據平臺,但南方地區的生態數據還零散分布于其他企業手中。
基于此,王召明希望由政府牽頭,打通各家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種質數據資源庫,整合社會資源,建立國家級生態大數據平臺,并將“設立生態指數”寫入環境法。他認為,生態大數據的搭建不僅是農牧業、種植業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更關系到食品溯源、精準扶貧等重要領域。
“有了統一的數據口徑,就會有國家層面的生態指數標準。”王召明表示,通過大數據對水、土、氣、植物、動物、微生物等關鍵生態環境的量化統計,能夠精準指導生態保護與修復,科學指導產業布局,用大數據實現“大生態”“大產業”“大民生”的互通互聯。
“如果將大數據比作科技先鋒,特色種業就是技術背后的物質保障。”王召明表示,特色種業是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需求最大、但也是最薄弱的環節。他建議從制度上優先保障具有“育繁推”一體化的特色種業企業參與實施,并在科研、育繁、政府采購、稅收等方面給予政策優惠。
王召明表示,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的生態數據系統,配合鄉土草種“選、存、研、育、繁、推”體系,將會更精準高效地修復改善草原、荒漠、礦山、濕地、森林等各類型區的生態;打通農、林、牧等產業間的壁壘,助力傳統產業綠色化,打造“山、水、林、田、湖、草”協同發展的生態樣板區。
責任編輯: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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