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看兩會】

守一不移。我這輩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保護莫高窟。

兩個多月前，作為百名“改革先鋒”之一，我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

我深深體會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僅是對過去四十年的回顧和總結，更是對我國下一個四十年，甚至下下個四十年的動員、再動員。“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尚未實現，我們要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新起點上再出發。

黨和國家給了我很高的榮譽，表彰我是“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但我自認做的都是應該做的事，從沒想過要得到什么。我領這個獎，實際上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去領的。沒有黨和政府對文物保護的重視，沒有研究院前輩們的指引，沒有后來每一位同事的支持，就沒有我的今天。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對此，我深有感受。

改革開放后不久，1981年8月，鄧小平同志來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視察，當時我是副所長。鄧小平同志很關心地詢問當時主持工作的段文杰所長有什么困難，聽完匯報后他說，敦煌的保護是件事，還是件大事。當場指示有關部門解決莫高窟的困難。沒過多長時間，中央財政撥給所里300萬元專款，解決莫高窟存在的問題。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又被甘肅省委、省政府擴建為敦煌研究院。

黨中央的重視，為敦煌研究院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思路，也為研究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1985年12月，我國申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成為公約的締約國。1987年，莫高窟成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由此，敦煌研究院開始越來越多地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改革開放之前，敦煌研究院相對封閉，文物保護工作水平和能力有限。比如壁畫保護，缺乏科學手段，缺乏人才和經費。我們國家對外敞開大門后，研究院開始與國外文物保護研究機構合作，學習和吸取了國際上先進的文物保護理念、保護技術和保護經驗，合作中同時培養自己的年輕專家，逐漸提升自身的科學保護水平，通過對壁畫的材料、顏料以及病害機理研究分析，對修復材料的篩選和修復工藝的探討，研究出不同的保護修復技術，不同的修復材料和工藝，搶救保護了大量珍貴壁畫。接著，我們以風險管理理論為指導，初步建立了莫高窟預防性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也開始對壁畫進行預防性保護研究。

敦煌研究院保護和修復的科學技術，不僅保護自己保管的敦煌莫高窟，而且為我國西北地區乃至全國的石窟寺和土遺址保護作出了積極貢獻；研究院還在全國率先運用數字技術去做石窟檔案，使石窟文物的歷史信息可以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此外，敦煌研究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身體力行推動文物保護工作，重視文物保護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這四十年來，與國際同行相比，敦煌研究院開始是跟著走，后來是并著走，現在有些領域已逐漸走到了前面。

當下的敦煌研究院承擔著保護、研究、弘揚、管理敦煌莫高窟的繁重任務。所有的工作決策不是靠拍腦袋，而是靠科學研究。比如，向社會開放的莫高窟，為了保護文物，老辦法是簡單地限制參觀人數，但這不夠科學。研究院在進行莫高窟日游客承載量的研究后，實行了先預約、后參觀的模式，這都是經過科學試驗的。研究院為了既保護好文物、又讓游客參觀好，想辦法擴大空間，使洞里的文物可從洞外看。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保護好文物的基礎上，“讓文物活起來”，讓更多的民眾看到敦煌藝術。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正在舉行，我之前擔任過25年政協委員，提案大多是關于文物保護方面的內容。之前研究院和自己的工作都已成為過去。從現在開始，要在新起點上再出發。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任重而道遠，要繼續前進，繼續探索。我雖已退休，但也會為敦煌石窟發揮余熱。（作者：樊錦詩，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責編：張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