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貨幣驅動經濟”轉向“貨幣匹配經濟”
□程 實 王宇哲(作者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依靠“增質”驅動長周期發展是中國經濟的根本性轉變。在此大背景下,政策組合需平衡好轉型期客觀要求和長期高質量發展方向。對貨幣政策而言,這要求保障經濟“減速而不失速”,長期匹配自然利率變化趨勢;對財政政策而言,要求成為逆周期調節主力軍,長期通過收支優化加強可持續性;對產業政策而言,要求促進新舊經濟有機融合,長期致力于建設公平高效的市場體系。
央行在2018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認為,2018年以來,全球經濟總體延續復蘇態勢,但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不確定因素增多。中國經濟保持較強韌性,但在新舊動能轉換階段,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暴露增多。很清楚,在“增速”承壓換擋期,“增質”穩步改善的必要前提是經濟減速而不失速,以降低風險、減少阻力,保障經濟轉型的物質基礎。尤其在由高杠桿驅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拉動的過程中,“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客觀上要求實際利率相對較低的貨幣環境,一方面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債務負擔,另一方面提升投資意愿,增加有效需求,保證動力轉換過程中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穩定。而長期來看,伴隨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對增速放緩的容忍度漸次提高,而更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增長質量的提升。由此可知,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將從“貨幣驅動經濟”轉向“貨幣匹配經濟”,即宏觀經濟的內生動能由供給側的潛在產出和均衡利率所主導,而并非由貨幣松緊決定。在此情形下,合意的貨幣供給宏觀邏輯為政策利率趨近于名義自然利率(自然利率+通脹率),實現穩健中性、不松不緊。此外,穩步推進利率并軌、加快政策調控框架轉型、理順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也就成了貨幣政策提質增效的應有之義。
近半年來,中國宏觀經濟短期承壓,而“穩增長”政策組合中“寬貨幣”向“寬信用”的傳導也遭遇了資金期限和流向的結構性瓶頸。在此情形下,財政政策成了逆周期調節的核心抓手:一方面,基建投資的提速將創造穩健可靠的融資需求,進而撬動私人部門的信貸投放;另一方面,積極財政帶來的“穩預期”效應,也舒緩了金融機構的避險情緒。隨著“寬財政”與“寬信用”在提升投資效率和削弱“擠出效應”方面的良性聯動,“減速增質”得以向縱深發展。從2017年至今,通過樹立正確政績觀、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嚴控地方債務規模等舉措,地方政府的加杠桿沖動得到有效約束,結構性去杠桿初見成效。展望未來,優化投資主體、改善投資結構、提升投資質量將成為經濟轉型成功的重要標志,這客觀上要求廣義公共部門加快采用市場化融資方式、提高資產/負債管理水平。在新的發展模式下,各級政府也需要適應經濟、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增強財政收支的長期可持續性。
經濟發展增質和產業轉型升級互為因果,相伴共生。從歷史經驗看,在各經濟強國的“減速增質”期,產業升級主要由制造業的高端化發展和服務業的高質量優化雙輪驅動。未來十年,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術為主軸,以新經濟為表現,中國產業結構正在迎來新的“兩輪聯動”的升級機遇,其焦點集中于“中國智造”提速和“智能服務”崛起。鑒于新興產業“創新性毀滅”的基本特征,“減速增質”階段的產業政策內涵豐富:一是擺脫對新經濟發展空間和演進路徑的預設,充分撬動新經濟與傳統經濟之間交融所產生的合力,促進“信息優化”向“技術進步”蛻變,實現科技創新對全產業鏈的正向溢出;二是通過制度創新,適應于新經濟企業不同于傳統經濟企業的生命周期特點,構筑“研發-孵化-融資-監管”的完備系統,改善中國經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現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彎道超車。
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秘鑰相同,未來激發微觀主體動能仍有賴于準確把握“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的關系,以推動科技進步擴散和產業結構優化,創造新一輪改革開放紅利。因此,產業政策的長期定位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創建競爭中性、公開透明的營商環境,并用更高標準的開放來兌現承諾、穩定預期,最終助力中國經濟躍上高質量發展的新高度。
責任編輯:萬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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