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向晨大使會前與美國駐世貿組織大使丹尼斯·謝伊交談

海外網3月1日電 據商務部網站消息，2019年1月15日，美國向世貿組織提交了一份分析文件，題為《一個無差別的世貿組織：自我認定的發展地位威脅體制相關性》，之后又據此提出一份總理事會決定草案，要求取消一大批發展中成員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權利。作為回應，2月15日，中國、印度、南非和委內瑞拉聯合向世貿組織提交了《惠及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對于促進發展和確保包容的持續相關性》的分析文件。此后，又有6個發展中成員聯署了該份文件。在2月28日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上，中國等發展中成員與美國圍繞各自提交的文件展開了激烈辯論。以下是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張向晨大使的發言：

發展中成員特殊和差別待遇原則不容否定

張向晨大使在2019年2月28日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上的發言

會議議程第六項

主席先生，

發展是世貿組織的一項重要議題，關系到廣大成員利益和世貿組織未來。對于美方提交的分析文件（WT/GC/W/757/Rev.1），相信很多成員都有話要說。美方文件多次提到中國，我也有必要做出回應。

概括而言，美方文件忽視了發展中成員在人均收入水平、科技發展、經濟結構、地區差異、社會管理、發展質量、發展階段等諸多方面與發達成員的差距，通過選擇性使用個別總體指標夸大一些發展中成員的發展水平，進而挑戰世貿組織發展中成員自我認定的方法。我們認為，發展中成員與發達成員的經濟社會發展鴻溝依然懸殊，發展中成員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能力缺失仍未消除，發展中成員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適用基礎并未改變。因此，我們無法認同美方的觀點。

美方還提出了另外一份文件（WT/GC/W/764），通過“總理事會決定草案”的形式，要求剝奪相當一部分發展中成員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權利。我認為這個文件與剛剛提到的分析文件之間是皮和毛的關系，既然分析文件站不住腳，那么由此衍生出來的所謂“決定草案”自然缺乏合法性，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在此次總理事會前，中國、印度、南非、委內瑞拉、老撾、玻利維亞、肯尼亞、古巴、中非和巴基斯坦共同提交了《惠及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對于促進發展和確保包容的持續相關性》的文件（WT/GC/W/765/Rev.1），秘書處已將這份文件列為今天會議的第七項議題。我過一會兒將在該議題項下闡述中方觀點，具體回應美國分析文件的相關內容。

謝謝主席先生。

會議議程第七項

第一次發言

主席先生，

請允許我對文件做一簡要介紹，并分享中方的看法。我們的文件包含11頁文字和28頁圖表，共分為6個部分：概要，發展鴻溝，能力缺失，新成員貢獻，特殊和差別待遇和自我認定，以及結論。

和美方文件一樣，我們在文件中也引用了一些國際機構關于發展的指標和數據，這些指標和數據對于認識和分析不同成員的發展狀況及其變化是有幫助的。但是我要強調，世貿組織是多邊貿易談判場所，不是人類社會發展機構。我們應該做的和能夠做的，是在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下，共同研究世貿組織成員，這其中既包括發達成員，也包括與發達成員相對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成員，如何通過貿易更好地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和減少貧困，而不是把成員分成三六九等。目前世貿組織成員的兩分法，反映了多邊貿易體制內在的政治邏輯、經濟邏輯、法律邏輯以及歷史邏輯，特殊和差別待遇是解決發展鴻溝和能力缺失的重要政策工具，不容否定。

主席先生，

我并不否認，過去幾十年發展中成員在貿易、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否認這一點，就等于否定自己。但我們也十分清醒，我們和發達成員仍存在巨大差距。2017年，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59531美元，而中國、印度、南非、巴西和其他許多發展中成員均不足1萬美元。而且從絕對增長量數據看，發展中成員和發達成員人均GDP的差距自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呈擴大趨勢；2016年，發展中成員移動寬帶用戶比例僅為40.9%，還不到發達成員90.3%的一半；2016年，占全球人口85%的發展中成員，服務貿易出口尚不足全球的30%；2017年，美國的知識產權獲取費分別是中國、印度、巴西的27倍、183倍和213倍。縱觀美方和我們的文件，顯然美方看到的是我們杯子里盛的水比原來多了，而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杯子還空著半截。這既是觀察角度的不同，也是我們所承擔的不同歷史使命所導致的差異，而我們的使命就是把杯子裝滿水，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

毫無疑問，世界在飛快地變化著；同樣毫無疑問的是，世界依然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我們既應對變化保持敏感，也要對穩定性予以尊重。感謝美方在文件中列舉了不少中國的發展成就，作為中國人，我們為自己取得的這些成就感到驕傲，但我們對中國發展歷史階段和基本國情是有清醒認識的，即我們的國家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主席先生，

我并不否認，發展中成員之間存在差異，有的發展快些，有的發展慢些。否認這一點，就等于否定常理。但我們充分意識到，作為發展中成員，我們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都尚未實現發展的充分性與平衡性，要么是在這兩方面都有較大差距，要么是在某一個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窮的最不發達國家的貧困人口占全球38.2%，剩余的61.8%則生活在中國、印度等非最不發達國家；2017年，中國、巴西進入世界500強的制造業企業平均利潤分別只有美國的17%和29%；2018年，全球排名前100的大學中只有4所來自發展中成員。即使是那些由于自然稟賦等原因人均收入較高的發展中成員，他們在國家管理體系和現代治理能力方面與發達成員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主席先生，

我并不否認，特殊和差別待遇是對一般貿易規則的例外。否認這一點，就等于否定歷史。但我們非常清楚，特殊和差別待遇不是發達成員給予發展中成員的恩賜，而是他們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談判結果，是多邊貿易規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發展中成員應當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道理并不難懂。他們在舊的國際貿易體制下長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亟待糾正。以農業為例，2016年美國的人均農業補貼分別是中國、巴西、印度的70、176和267倍。正像聯合國貿發會議專家說的，在經濟實力不平等的成員間簡單地實行對等市場開放就是一種歧視。為了免于這兩種歧視，從“授權條款”到《紡織品和服裝協定》，發展中成員爭取特殊和差別待遇的努力篳路藍縷、艱辛備嘗。在烏拉圭回合中，為了換取紡織品貿易回歸多邊規則和減少農產品貿易的扭曲，發展中成員在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方面做出了重大讓步。而時至今日，發達成員在履行對發展中成員的承諾方面乏善可陳。幾十年了，那些“最佳努力”條款靜靜地躺在紙面上，已經發霉；數以千億美元的扭曲性農業補貼堆積成山，寸土未削。

主席先生，

我并不否認，發達成員的市場開放程度總體上高于發展中成員。否認這一點，就等于否認事實。但我們全都知道，自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以來，不是發達成員，而是發展中成員，特別是那些新加入世貿組織的發展中成員（“12條”小組），為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發達成員保持著關稅高峰、關稅升級、大量農業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的情況下，發展中成員在加入世貿組織過程中和加入時，在市場開放和遵守規則方面做出了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承諾。“12條”小組成員關稅化程度高達100%，農產品平均約束稅率僅為創始成員的四分之一，平均開放107個服務分部門，而創始成員僅為42個。

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中將農業綜合支持量約束為零，將農產品平均關稅降至15.7%，自加入之日起即適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在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參加了《信息技術協定》擴圍談判，為執行協定每年減少關稅收入75億美元，貢獻度顯著超過其他參加方。

懷奉獻之心，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我們過去是這么做的，將來也會繼續這樣做。

主席先生，

我到國外出差時，總會給夫人帶件禮物，但是有一樣東西我是從來不買的，那就是她的鞋子。因為只有自己的腳才知道什么樣的鞋子合適。取消發展中成員自我認定的方法，無異于將選擇鞋子的權利交給了別人。

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曾經說過，盡管事實本身從來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是正確的，但對事實的錯誤解讀卻有可能改變事實和我們所生活的環境。美國的分析文件提供了部分事實和數據，但它以偏概全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和致命的，容易誤導人得出片面的結論。我認為，只有把發展中成員所做的分析文件結合在一起，我們才會看到一副完整的畫面。只有在對全部事實進行系統分析后，我們才能嘗試著對發展這一重大議題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并尋找一些交集。但我要強調，在我們進行這種討論的同時，發達成員必須切實履行自己承擔的義務，把承諾給予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真正落到實處。

謝謝主席先生。

第二次發言

主席先生，

我想先對成員，特別是美國的評論做一簡要回應，然后對今天的討論發表一個總體評論。

關于引用杰弗遜總統的話。我感謝謝伊大使的澄清。我相信你是對的，你肯定比我更了解杰弗遜，正像我比你更了解孔子一樣。我們都不應該在“江邊賣水”。我接受你的訂正，我們可以修改我們的文件，引用你剛才提到的另外一句杰弗遜的話“真理是謬誤適當而有力的對手”（Truth is the proper and sufficient antagonist to error）。我很喜歡這句話，我想這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可以達成的一個共識。

關于美國文件里的一個主要論據人類發展指數（HDI）。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發表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網站上的評論文章，這篇文章分析了該指標的缺陷：一是HDI僅按國別統計相關數據，沒有考慮各國國內的發展落差，如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而區域發展嚴重失衡是發展中成員的重要特征；二是基本指標過于片面，僅從人均預期壽命、教育和人均收入三方面評估發展水平，沒有考慮到環境、社會福利、人口規模、自然災害風險等諸多可能阻礙發展的現實因素；三是三大統計指標中的教育和人均收入存在強相關性，可能導致疊加效應，影響最終測算的準確性。我想指出，這篇文章的作者是Selim Jahan先生，而他本人正是HDI的編寫者。

關于我方聯合文件的數據。中方并未否定美方文件中的數據本身的可靠性，而是認為美國文件片面選擇總量數據，并未準確、全面體現發展中成員的發展現狀。因此，我方聯合文件旨在通過列出不同類型的數據，使各方對發展中成員有更加全面的了解。當然，對于總量和人均數據孰輕孰重，我想我們不可能在今天達成共識。但正像印度大使迪帕克剛才提到的，現有世貿組織協定中唯一使用過的、用于衡量成員發展水平的指標就是“人均”的概念，即《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第8.2（b）（iii）項和附件7。

美方質疑我方聯合文件中使用的部分數據與貿易政策的相關性，如網絡接入率。在我看來，在當前這樣一個信息和數據時代，網絡接入率與貿易非常相關。而我認為美國自己在數據選用上使用了雙重標準，美方文件中列舉的部分例子和數據，如空間技術和國防實力等，這些才與貿易無關。

關于最不發達國家（LDC）問題。LDC是聯合國認可的、有明確界定標準的一群國家。作為發展中成員中最脆弱的經濟體，LDC理應獲得更多照顧，享受更多靈活性。但是，LDC依然是發展中成員大家庭中的一員，確保LDC的利益不應以剝奪其他發展中成員所應享受的權利為代價。對于LDC，我們能做的應該是在發展中成員享受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基礎上“做加法”，給予他們額外的照顧，而非對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做減法”。

此外，對于LDC，提供特殊和差別待遇只是一方面，各成員應繼續加大對LDC的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切實履行對他們所做出的承諾，包括“雙免”（免關稅、免配額）。

關于中國的科技進步。中方不否認自身在某些領域的發展較為迅速，我們對擁有登陸月球背面的能力感到驕傲。但應該看到，由于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等因素，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成員，只是在某一個或某幾個特定領域發展較快。衡量一國的發展水平，不能僅看一點、一個領域，而應進行全面的評估。另外，順便說一句，我們剛剛擁有了一些好東西，卻有一些人希望將它扼殺在搖籃中，例如5G技術。

關于談判功能失效。我想呼應剛才印度大使迪帕克說的，世貿組織目前談判功能失效的原因并非特殊和差別待遇以及自我認定的方法，而是由于發展中成員參與談判能力缺失，多邊貿易體制權力架構不合理所導致的。我一會兒在總體評論中還要講這個問題。

關于貿易便利化協定（TFA）模式和逐案處理（case by case）方式。我認為TFA是一種創造性和務實的方式。沒有這個方式，我們就不會有多哈回合的早期收獲。但我想說，TFA模式并不是將成員進行分類，TFA不同層次的義務是由成員自行選擇決定的。我們認為，發展中成員有權在不同的談判中，根據自身在該領域的情況，通過具體談判來確定是完全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或是承擔更多的義務，但不能將case by case作為一個普遍適用的前置條件，由其他成員代替發展中成員就是否享受、如何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等做出決定。

關于中國的農業國內支持。在昨天的農業委員會例會上，我來自首都的同事向成員們提供了中國農業政策的許多解釋和說明，包括所謂的“爆箱”問題。他們也表明要以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和中國加入承諾的方式解決相關問題。但我想向大家說明中國農業面臨的“兩板”困境，即由于世貿組織規則和我們的入世承諾形成的有限度的“天花板”以及國內價格上漲造成的不斷提升的“地板”。我們都知道衣服太緊了紐扣會崩掉，這正是發展中成員需要通過特殊和差別待遇獲得政策空間的原因。

關于發展與市場開放的關系。我認可開放是促進發展的重要工具，正因為如此，中國一直以各種方式推進中國市場的開放，包括單邊的、雙邊的、區域的和多邊的措施。但我們需要建立適當的機制進行市場開放的談判，并在談判中取得平衡的結果，還要解決發展中成員的具體關注，包括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標。

中國一直在推進金融服務的開放，我只想舉一個例子，截至2017年年底，外資銀行在華營業性機構總數達到1013家，是2002年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時的5倍。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到4800億美元，是2002年的9倍。

主席先生，

感謝發言的世貿組織成員對我方提交文件的評論。今天的討論是有意義的，對我而言，分析性的討論總比哲學性的辯論和意識形態的爭論要好。不過，數據、圖表、指標等總會歸結到一定的觀點上。

美國提出的問題無非是世貿組織今后是否應該限制給予發展中成員，特別是部分發展中成員特殊和差別待遇。在美國同事的眼里，特殊和差別待遇似乎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一大漏洞，而在我看來那只是發展中成員迫不得已走的一條羊腸小道。特殊和差別待遇是什么？無非是我過去曾概括的4個“L”（less，減讓范圍窄一些；lower，減讓幅度低一些；longer，減讓時間長一些；later，減讓開始晚一些）而已。

我認為，發展問題的核心并不是發展中成員是否愿意在未來談判中做出更大貢獻，而是他們能否獲得平等的談判權力。有些人只看到了表面上成員之間承諾水平的不一致，卻沒有看到背后多邊貿易談判結構的不平衡。談判的議題由誰來設置？談判的進程由誰來主導？談判的結果由誰來決定？如果這些不平衡繼續表現為少數發達成員實際擁有的某種特權的話，那么通過特殊和差別待遇減少這種失衡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就是發展中成員的唯一選擇。

因此，與其推動分類、畢業這些政治上不可行、技術上無法操作的倡議，還不如做出一些切實的努力，幫助發展中成員提高談判參與度和履行協議的能力，鼓勵、吸引他們根據自己的能力大小做出相應貢獻。以我們正在進行的漁業補貼談判為例，有誰不愿意保護我們共同的海洋資源，有誰不愿意實現世界漁業的可持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在談判開始和過程中對廣大發展中成員的合理關切，如監管制度不完善、履行通報義務存在困難以及種群評估能力缺失等挑戰進行有效處理，那么談判的結果必然是一大批發展中成員尋求新紀律的例外。推而廣之，如果世貿組織不能對多邊貿易談判權力結構進行根本改革并取得實際成果，試圖以任何方式剝奪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都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謝謝主席先生。

責編：陳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