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3日，盧瑋靜博士接受了“小白楊在成長記者團”成員徐彥忱、張博遠、張朔津、王嘉寧和中國傳媒大學記者團首席記者何恬恬五位記者的專訪。盧瑋靜老師通過大量的案例和理論闡釋，回答了“公益的真實面貌，家長和青少年應該如何認識公益，如何參加社會公益，參加公益活動我們收獲了什么？”等問題，從公益文化建構的角度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并為青少年和家長朋友參加公益活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盧瑋靜，中共黨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講師，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北京七悅社會公益服務中心主任、北京慈弘慈善基金會理事、民政部全國性社會組織評估專家，非營利組織管理專業博士畢業，研究方向包括非營利組織管理、社會治理、政府購買，擔任多個平臺政府購買、公益項目評審專家。出版著作包括《基金會評估：理論體系與實踐》、《從政府公益到社會化公益》、《水環境保護中的NGO：理論與案例》等，并發表多篇學術文章。

“公益是一種生活方式”

可能許多人都對“公益”這個詞賦予了高尚的含義，也有少數人是一種警惕的清晰。大家對公益這種力量既好奇，又對其中包含的善意有著親近和向往。那么公益究竟是什么？盧瑋靜老師，講述了她和公益的緣分與故事，帶我們揭開公益的神秘面紗。

盧老師談到自己從事公益的心態變化，“我在最開始是從一個比較純粹的善心角度來做這件事情的，看到人與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想要從類似于高尚的角度出發。另外一種也會懷著公益的、平等的權力觀，覺得公益是去爭取弱勢群體的權利。”

但隨著深入了解和投入，盧老師說“公益是一種生活方式”。“公益不是施舍，不是一方高高在上而另一方卑微伏地（這實際上是建構上下之間的不平等），而是要有賦權和增能的思路。然受益對象發生改變，傳遞溫暖和力量，讓他們獲得更多生存的機會。公益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社會資源的遞送和流動方式。這種遞送和流動不是加劇人們的養懶或依賴的心態，也不是加劇不平等，而是讓受益人和外部的社會結構發生改變，給他們更多的進入現代社會的機會”

同時，盧老師所在的北京七悅社會公益服務中心是一家專門做公益評估及研究的機構，他們的團隊也經歷了一番探索和成長。最初團隊的成員大多都是學生，面臨的社會關系比較簡單，但真正要做一家公益組織，要有固定的團隊，一切從零開始。

做到現在，團隊里16個全職人員，每年受政府委托要評估100多家社會組織的等級評估，400-500個政府購買的公益項目，20-40個國內品牌的公益項目（例如免費午餐、愛佑童心、9958兒童緊急救助等等），還要涉及一些行業政策的推動和標準建立等內容。“做到后來，會發現這是這批學非營利組織管理者自己開著組織管理和實踐探索的基地，也是他們的共同體。

機構前三年快速發展，每年的規模都是上一年的三倍，它有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以及管理上的工作要做。尤其項目越來越多，管理上的壓力和各方面的成本全部都會增加，慢慢就會面臨規模化的壓力。很多人希望我們做得越來越多，在2015年的時候我們就陷入到一種迷茫之中——做這個事情到底是為了什么？是為了接更多的項目嗎？把機構規模越做越大嗎”

在接受大量工作時，每個人被事情帶著跑。于是在一番取舍之后，他們做出了一個戰略性的調整，設立了自己的邊界，明確了自己實踐研發的專業特長，定位了機構的發展思路，不是簡單地對事情進行復制增加實現規模化，而是將機構的專業體系更好地嵌入到公益領域和政策之中，實現真正的嵌入，進而實現所謂的“規模化”。

“公益是最后回歸到每個人生命的過程”

盧老師在談到與孩子相關的話題時，露出了親和溫暖的笑容，她說一方面現在公益行業聚焦到兒童身上的力量比較多，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較喜歡與孩子相關的公益內容，所以就在兒童教育領域投入比較多。

談起項目和孩子們的變化，盧老師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從最簡單的講起，就是我們去年去到一個新疆的哈薩克族的小學，很偏遠，但是那邊的孩子特別陽光可愛。我們當時做的是一個‘溫暖包’的項目評估，在冬天的時候，可能給孩子們送了一份非常溫暖的禮物，他就會感覺到一份來自外界的關愛。”

再往上就不僅僅是資金和物質上的支持以及簡單的關心，而是拓展孩子們的視野，讓孩子內心真正強大起來。她作為理事的慈弘基金會有個項目叫“幸福課”，北師大教育學部的老師帶著團隊將美國的“健康與幸福”課程本土化并帶著老師做了進一步研發，使之適用于甘肅農村的孩子。項目會先讓老師們感受到幸福是什么，再去教孩子們，使孩子們能夠不單單以世俗上的成功為標準去衡量自己的幸福，在自己的家鄉也能把生活過得很美好。

盧老師舉例說，有一節課是問孩子們“壓力來了怎么辦？”，于是老師們引導孩子通過繪畫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心情。還有一節課講的是“死亡是什么？”，教孩子們面對不同生命的相遇和分別。“我們慢慢就會發現這些東西是很有意思的，可以滋養到他們生命里面。再回溯教育的時候，會發現它和學校的教育不一樣，但又是學校教育可以嵌入的一部分。”

盧老師還提到一個叫做“巴別夢想家”的項目，是在十年前，一個從英國留學回來的碩士到廣西的一個村子支教，用十年的時間去陪伴村里的孩子長大。“他發現貧困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封閉——孩子們可能對各種各樣的外界事物都不了解。所以他們探索了一套社會化的參與式的學習體系，讓孩子們做自己的主人。現在他們有一批孩子已經讀了大學，這批孩子說自己去外面是為了更好地回來。他們上了大學后辦了一個理事會，研究怎么去支持更多的巴別鄉孩子更好地成長，做各種各樣的活動，去和外面社會發生聯系。”

通過這個項目，他們體會到公益的價值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傳遞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和力量，幫助每個人打開生命的無限可能。

盧老師提到，最后公益的受益對象不僅僅是孩子們，而且是那些助人者。所謂“助人自助”，志愿者們同樣能獲得生命的滋養。“這也是我們為什么倡導孩子們投身公益，最重要的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去施舍什么，而是回歸到每個人生命的過程。”

從“授人以魚”到建立“漁業市場”

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項目叫“活力親子園”，這個項目看起來是把重點放在了孩子（2-3.5歲）身上，但孩子只是一個起點，最后有很大變化的反而是媽媽們。

“對于很多流動人口的媽媽而言，她們很難有帶著孩子們開展親子閱讀等的空間和機會，許多媽媽也沒有主動參加親子活動的意識。另外就是流動人口往往在社區沒有歸屬感，不容易融入到當地的環境中。”

親子園項目團隊挨家挨戶找到這些媽媽免費做這些活動，讓媽媽們可以帶著孩子來玩兒，漸漸地參與一些律動課，繪本課。慢慢的，媽媽們開始借書回去每晚給孩子讀，形成了一個與孩子共同成長的過程。長時間的，大家形成一個共同體，平時在社區里開展各種各樣的親子活動和游戲，還有些媽媽最后加入了團隊，成為志愿者和全職老師。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做這個親子園活動的時候，會碰到孩子們打鬧，難免磕磕碰碰。最開始遇到這種情況，媽媽們可能會有爭執，怕自己的孩子被欺負。但我們與孩子家長聊了這件事時發現，活力親子園的媽媽們不管是哪一方，都會更加平和和常態地看待這個事情，讓每個孩子在這個過程之中獲得足夠的安全感和恰當的引導。

有一次我們遇到兩個孩子發生點小矛盾，我們就問孩子為什么會打小伙伴，孩子說了非常可愛的理由，他說那個小伙伴吃了胡蘿卜是在欺負胡蘿卜，所以要替胡蘿卜出頭。這時候我們就發現，孩子的世界有自己的建構邏輯。我們在解決沖突的時候，首先家長沒有沖突，孩子也并未感受到家長在非常嚴肅地訓斥自己，就會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家長也能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有針對性的引導和教育。”

這個項目一方面使得孩子們越來越有秩序感，學會了自我表達和與人溝通，家長不用再擔心孩子未來去幼兒園有分離焦慮；另一方面媽媽們學會了在任何環境下都和孩子們建立高質量的陪伴，有些媽媽還通過這個項目改變了和家中另一個孩子及丈夫的溝通交流方式。

盧老師總結了公益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授人以魚，如果他們缺少的是上學或看病的錢，我們可以提供幫助，就是給你一條魚，或者是輸血式的幫助；第二個階段是授人以漁，是教授你技能，讓受益人掌握維持生計的能力及教導孩子的方法，這就是造血式的幫助；第三個階段是建立漁業市場，例如許多教育公益項目需要和教育局及學校的校長合作，實際上是把整個外部社會的“漁業市場”建立起來，系統化地解決問題，這也是公益到達的最高層級。

培養孩子們從小投身公益有什么阻礙？

隨著高考制度改革，要求每個學生必須要有十個小時的公益時長，這一舉措會影響考生和家長們的心態，許多人也會開始思考，究竟大力倡導公益的意義在哪里，我們國內目前真的有較好的鼓勵并支持孩子們參與公益的土壤么？

盧老師其實也談到，許多城市里的孩子面臨著升學壓力，家長和學生都會產生困惑，并不清楚公益具體能帶給孩子什么，又會不會占用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以至于影響升學。她說“我們能夠感受到教育或相關部門，提出對孩子做公益時長的要求，實際上也是想去建構這樣的文化氛圍，但不是有了規定就能夠構建起來，它需要有配套的支持系統才可以。而且需要學校和社會組織做一個對接，才能做好這一部分。如果沒有這些，單獨頒布這個政策就會有顯得孤立無援，很難向前推進”。老師舉了美國的例子，“美國的整體環境比較靈活，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關注孩子自我的成長，以及自我和外部社會的關系，并不是教條化地規定孩子要做十個小時，而是有一套社會對接系統，這套社會系統實際上就是志愿文化，它已經成為一個大家基因里的一部分了。”

“另一個方面是許多家長對于公益的理解還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甚至是跑偏的階段，有的家長是抱著并不太科學的心態——讓孩子看看別的孩子吃了多少苦的，或是讓自己的孩子吃苦，類似于《變形記》里那樣的體驗，去讓孩子參加公益的。另外，也有一些年齡較小的孩子的家長會擔心孩子會受傷害，或者是影響學習。”盧老師提道，“就是太著急了，完全被高考這個指揮棒給影響了，不斷地追求讓孩子去多學習所謂的知識，或者是把志愿僅作為一種豐富實踐經歷的“工具”，其實沒有發揮出公益或者志愿真正對孩子生命進行影響的價值。當然，這樣的情況隨著公益的發展正在逐步改善，我覺得形成一個較好的公益環境還是需要一個時間的積累。”

也有一些非專業的公益機構或個人會對孩子們有錯誤的引導，比如說“幫助貧困學生的時候，讓孩子們在臺上唱《感恩的心》，唱完還要下跪之類的”，盧老師強調公益并不是一種施舍行為，而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以平等互助的態度去進行交往。“還有的項目是組織孩子們去看望燒燙傷的孩子，把血淋淋的畫面呈現出來，觀者和被看望的孩子都沒有受到保護。”

“之前也有碰到過一些機構組織城市里的孩子和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融合共建，卻沒有任何的引導，反而會讓打工子弟的孩子們十分拘謹，局促，感受到自己和城市里孩子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還有的機構組織孩子們去養老院給老人們洗腳，一撥孩子洗完，另一撥孩子再洗，有的老人一天被洗了好幾次，結果孩子和老人都沒收獲到實質性的幫助和溫暖。”

這些情況都是目前在兒童教育公益領域存在的問題，十分需要專業的機構和人員做出健康有序地引導。

如何引導孩子們投身公益？

“首先家長或是學校，在選擇公益機構時，要選擇那些在民政部門合法登記的機構。其次就是需要具有專業性地公益組織以需求為導向做出志愿服務活動的設計，引導孩子在哪個環節互動，該在何時表達。還有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兒童保護的視角。”像之前提到的一些反面的案例，就是沒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慮到他們的感受，反而是把打工子弟的孩子或是受傷害的孩子們標簽化、道具化了。

“孩子們參與公益活動獲得的是什么呢？從淺層次上說是一次豐富的體驗，讓他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這么一件事情，讓他去感知；第二個層面是在公益的環境里，孩子能獲得人與人之間溫暖信任關系的建構。第三個層面就是孩子漸漸自己會設立目標、形成獨立的自我。比如去年99公益日的時候，有一個孩子開始時不怎么愿意主動和人交談，但出去做公益義賣時，非常大膽地說出自己為什么要做這件事，他的目標是籌到1500元錢，把圖書角建在甘肅省景泰縣景泰鄉的那個村子，邏輯非常清晰。這些孩子在活動中構建了一個場域，更加敢于嘗試，對事情有了更好的判斷力和思維能力，也同時更清楚自己在生活中需要的是什么，不會盲從，有沉穩的判斷力和獨立的自我，也不會盲目地失落或自卑。”

“像我們每年會有很多公益項目會帶著城里的孩子和新疆的孩子相互接觸。這個接觸的界面就會讓雙方共同地去看到對方伙伴身上美好的品質，是一種去標簽化的活動，沒有明確地區分誰是新疆來的孩子，誰是北京的孩子，而是大家共同去參加一個夏令營。孩子們會發現原來生命有這么多種可能，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具體到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如何參與公益，盧老師講到三個層面：“第一是感受和體驗，比如去聽一場愛的分貝的音樂會，感受聽力障礙的孩子是如何感受與表達的，這個可能幼兒園的孩子都能感受。第二是參與，孩子大一些了，可以參加郊游之類的活動，包括社區里的環保活動、文明養犬或是去美化社區井蓋等等。第三個層面，一般到高中的時候，就建議選擇自我決斷性質的項目，讓他們開始自己探索和嘗試，培養自主性。”

“在領域方面，我們不建議做任何的限制，要根據孩子的愛好來做。比如說這個孩子他喜歡小動物，就可以做一個關愛小動物方面的公益項目；孩子喜歡環保，就可以去做自然的探索；孩子喜歡跟別人交往和接觸，就可以做這種兒童支持的項目，給他找一個小伙伴。也可以參與文化藝術體育等各方面的活動，做志愿者，做觀眾的引導。有時候我們大人覺得兒童做不了太多，但是其實是可以的。”

之前提到的專業引導也非常重要，“比如一個兒童公益活動中的足球比賽，有一些孩子如果在比賽中輸了，可能會失落好久，如果不去做引導的話，就會產生不好的影響。還比如說讓孩子和一個智力障礙的小朋友接觸，一起過一個生日會，也需要做出引導，讓他感受到不同的生命是一種什么樣的表現，讓他變得更加愿意去理解和傾聽。其實現在一些家長有這個心，孩子也都有這種興趣，但最缺的就是專業化的品牌化的好的公益項目與之對接，這一點是現在最大的障礙。”

責編：王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