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國改革開放，2019年1月25日《財經》推出新專題：“外匯體制改革：人民幣走向國際|我們的四十年”。

　　此前，《財經》先后于2018年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2日、9日、18日、23日、30日，12月7日、14日、18日、28日，2019年1月5日、11日、18日推出有關農村改革、民營經濟、深圳特區、國家體改委、價格闖關、國債發行改革、創建資本市場、建立證監會、分稅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加入WTO、國企改革和城鎮化、房地產市場的誕生等專題，社會反響良好。

　　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國門，40年來，中國經濟參與到全球產業鏈的分工與合作，并逐步實現全球資源配置，這期間，人民幣外匯體制改革起了巨大的作用。從改革前的強制結售匯，到如今的“藏匯于民”；從最初的資金短缺，到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券已退出歷史舞臺，人民幣迸發出令人矚目的全球購買力。踏著外匯體制改革的路徑，人民幣被納入SDR，成為國際貨幣。這其中經歷了怎樣的波折，改革者做出了哪些突圍。

　　在本集，《財經》雜志總編輯王波明特邀改革的參與者：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和原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國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一道，回述改革歷程。

　　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長期遭受封鎖，中國外匯嚴重短缺，這導致外匯匯率不得不采取雙軌制以鼓勵出口創匯。1981年依照外貿公司的成本確定了美元兌人民幣1︰2.8的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官方匯率則是1︰1.5。一般僑匯和非貿易采用官方牌價，出口貿易則采用2.8的外匯定價。

　　（1980年8月，遼寧省營口市的一個黃桃園，罐頭廠收獲黃桃并加工成罐頭出口。圖/新華）

　　曹遠征稱，這時的外匯定價機制是為了配合外貿政策上的以出養進，因而是以換匯成本來匡算匯率。

　　外匯券成為銜接這種雙軌制的橋梁，也是在國內市場隔離外幣與人民幣的一種媒介。人們可以將美元兌換成外匯券，在指定的商店購買緊俏商品。吳曉靈說，外匯券的作用是用特殊的購買力，來補貼民眾的匯兌損失。當時最著名的外匯券使用商店就是北京建國門的友誼商店。

　　匯率雙軌帶來了外匯儲備的逐步增加，但也被國際社會看作是中國政府對出口的補貼。1985年，人民幣匯率實現第一次并軌，統一到美元兌人民幣1︰2.8的價格。

　　但現實中，出口創匯企業未必就是用匯企業，而用匯企業手中又缺乏外匯，于是外匯調劑市場誕生。吳曉靈回憶，1987年，為了解決創匯和用匯的差別，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全國在此之后，成立了26個外匯調劑中心。人民幣匯率重又形成雙軌局面。

　　在曹遠征看來，上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人民幣匯率實際存在三個市場、三種定價機制：一是官方牌價，價格1︰5.4；二是調劑市場價格，在官價基礎上上浮大約1元；三是現鈔價格，即黑市買賣，價格不等，最高可達12元。三種定價機制，則分別為，純計劃定價，半市場、半計劃定價，無監管的市場定價。

　　（1994年12月31日，上海友誼商店，市民用外匯券購買商品。至1995年，外匯券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徹底退出流通領域。圖片來源：中國攝影師協會《見證改革開放30年》，攝影/雍和）

　　外匯的雙軌給市場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除了黑市亂象，1992年的“8·28”騙匯巨案，以1.4億美元騙匯額度，震驚業界。但在吳曉靈看來，騙匯案下游購匯企業的外匯需求卻是真實甚至是合理的。加之中國啟動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談判，匯率雙軌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評中國的一個例證。于是，外匯體制在1993年底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在隨后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匯率并軌。

　　人民幣并軌的匯率價格如何定？會否導致出口銳減，外匯儲備驟降？這些成為當時改革者權衡的難點。兩位嘉賓給出的共同答案是，人民幣外匯定價無法計算，但為了實現外匯儲備可持續增加，適度低估。

　　吳曉靈回憶，最終以1993年12月31日外匯調劑市場8.72為基礎，1994年1月1日，人民幣以1美元兌換8.72元人民幣的定價，一次性貶值近50%，開啟了并軌后的新行情。此后一年，外匯券退出歷史舞臺。

　　在吳曉靈看來，這是一次系統性的改革，除了匯率并軌，更重要的是搭建起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匯率能夠保持在正常的市場供求水平，進而實現正常的進出口買賣，正是這種匯率機制保障了中國有能力提供滿足市場需求的外匯儲備。

　　這是中國第一次理解什么是匯率，曹遠征說，此前的匯率改革還是匯率追逐貿易成本，現在明白了是市場供求來決定外匯定價。1994年1月1日的改革在中國金融史上，是一個決定性的轉軌。

　　改革當年，外匯儲備由1993年的200多億美元，跳升到了1994年的500多億美元。在此后數年間，外匯儲備穩步增長的同時，人民幣也一直面臨著升值壓力。

　　吳曉靈認為，由于出口導向的慣性思維，決策層對于人民幣升值非常敏感，這導致隨后人民幣匯率被干預固定，而沒有保持在進出平衡上，直接造成了外匯儲備的非理性高額增長，給宏觀調控帶來新的問題和壓力。

　　至2004年，外匯儲備已經連續幾年以千億美元的速度上漲，境內外對人民幣形成一致升值預期。于是，2005年，人民幣啟動新一輪匯改，不再單一盯住美元，而是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重新回到1994年外匯改革的初衷——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兌美元一次性升值2.1%。

　　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由于中國經濟進入增長周期，被國際投資者看好，因而，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由此，繼1996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國，開放經常項目可兌換后，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亦提上日程。

　　曹遠征將資本項目的開放，形象地比喻為在外匯管制的墻上打“洞”，洞打得多了，墻自然就塌了。資本項目開放的“洞”包括自2003年起逐步推出的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深港通??以及有望開通的滬倫通等。

　　曹遠征認為，只有開放資本項目，實現資金的跨境自由流動，才能實現人民幣匯率由供求決定價格，否則，只是貿易品決定匯率價格。而踏著資本項目開放的路徑，人民幣也開啟了國際化的征程。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美元貨幣體系普遭質疑，人民幣因中國經濟的良好表現而被國際市場看好。吳曉靈回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這些中國貿易逆差國，不僅產生了雙邊貿易人民幣結算的需求，而且想用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一部分。

　　于是，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在5個城市試點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2010年試點城市發展到20個省份。同一年，開放境外人民幣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這意味著人民幣本幣資本項目的開放。

　　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SDR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一道，成為全球重要的儲備貨幣。曹遠征表示，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各國央行都會將SDR貨幣作為儲備貨幣進行配置，這就意味著人民幣開始進入多邊使用過程，進而推動了后續金融改革。

　　（2016年3月31日，法國巴黎，G20國家財長和央行官員們召開國際貨幣體系會議，就如何改善全球金融渠道為下次危機做準備進行討論。時任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出席會議，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交談。供圖/視覺中國）

　　但要真正實現1993年設定的人民幣可兌換目標，尚有改革待進一步推進。吳曉靈認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沒有發揮充分，現實中仍有很多控制，人民幣匯率正負1%的浮動空間從來沒有用足過。由此，外匯儲備的非理性增長和人民幣升值壓力長期得不到緩釋。

　　至2014年，中國外匯儲備達到近4萬億美元。中國人民銀行連年被迫要抵銷大量外匯占款所導致的貨幣投放，宏觀調控壓力彰顯。更有人認為，中國央行被外匯政策綁架，或者說是被美元綁架。

　　為了實現新的突破，2015年“8·11”匯改啟動。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行根據收盤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和逆周期調節因子的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這一調整使得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進一步市場化：一、雙向浮動彈性明顯增強，不再單邊升值；二、不再緊盯美元，逐步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三、人民幣中間價形成的規則性、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顯著提升；四、跨境資金流出壓力逐步緩解。

　　改革開放40年，外匯體制改革行程過半，人民幣可兌換初衷臨近達成。在吳曉靈看來，接下來的改革應在真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提振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以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上繼續前行。

　　曹遠征認為，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創造了一個先例，即先有本幣流動，再在資本項下進行本、外幣可兌換，這避免了以往資本項下直接進行本、外幣可兌換所帶來的資金跨境流動的宏觀經濟風險。

　　既然人民幣國際化發生在海外，那么就必須通過國內市場的改革來架起橋梁，否則，一個國內市場不發達的本幣，無法支撐國際化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的下一站則是多邊使用。此前，人民幣的國際化局限于雙邊使用，所謂多邊使用，比如韓國人跟泰國人做生意，也用人民幣結算。而只有多邊使用才是人民幣真正的國際化。

　　（《我們的四十年》系列專題，由《財經》、和訊聯合呈現）

責任編輯：陳靖